邓荣霖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导。自196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见证了新中国坎坷的企业发展史，亲历了波澜起伏的改革历程，80年代自南斯拉夫留学归国后，一手创建了中国现代企业和公司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新领域。曾任教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工商管理分会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届工商管理学科评议组成员。兼任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常务理事，原国家经贸委企业研究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人民政府顾问、福建省长乐市人民政府顾问。

综观企业的发展历史，公司自产生以来，已经成为现代经济体系中重要的企业组织形式。邓荣霖教授是我国早系统研究公司理论的著名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从事公司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研究，开创了公司和现代企业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新领域。本书收录邓荣霖教授在这一领域的重要论述，既反映了他对相关问题的重要观点，也完整呈现了中国公司发展的曲折历程。 

一国的经济发展，总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下进行的，而企业则是经济体制中承载经济发展的微观主体。综观企业的发展历史，公司自产生以来，已经成为现代经济体系中最重要的企业组织形式。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实践表明，经济发达的国家，都是公司发达的国家，抓住了公司，也就等于抓住了经济发展的实质。

邓荣霖教授是我国最早系统研究公司理论的著名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从事公司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研究，开创了公司和现代企业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新领域。他从考察经济发达国家的公司组织人手，最早建立了比较系统的公司理论体系，并将之运用于我国的实践。该体系包括公司的形成和发展、公司与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公司的企业特性、公司的经营管理特点、我国公司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等。此后，他又以公司理论为核心，从不同的角度对企业进行了研究，包括企业的制度形式、企业的组织形态、企业的经营管理、以建立公司制度为核心的国有企业改革、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与公司化改造相关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和企业立法等。理论的研究和实践的发展表明，公司的确是企业组织中最重要的形式。

邓荣霖教授是从考察经济发达国家公司的实践开始进行研究的。他分析了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发达国家公司的产生、发展、企业特性、经营管理特点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对比分析了我国公司的历史、现状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出了在我国如何发展公司的具体对策。他指出，公司是依法成立，从事经营活动、自负盈亏的法人企业，公司的产生是现代工业生产社会化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客观要求，公司是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企业组织形式，公司的组织形式在实践中处于不断调整之中，公司可以有效地实现科学的经营管理。他在 1984 年提出，要合理组建工业公司，就要实行政企分开、自愿互利，并采用多种组织形式，在公司的清理和整顿中应该正确地发挥公司的作用。他的早期研究成果已经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关于公司的理论体系。这集中地体现在 1985 年他在国家经委召开的“工交系统清理、整顿公司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公司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清理和整顿公司问题》一文和 1987 年出版的由他主编的《工业公司概论》一书当中。当时的国家体改委领导对邓荣霖教授 1985 年的发言作出了这样的批示：“此文有理论，有分析，又从中国实际出发，很有启示。这是目前把公司问题说得比较清楚的一个材料。”在《工业公司概论》中，他系统地提出了“建立并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司体系”的理论框架，包括确定公司的企业性质；确立公司的法人地位；通过公司组织形式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通过多种公司形式和其他多种企业形式以及多种经济联合形式的并存及其共同发展形成我国合理的社会主义企业模式，实现大中小型企业的配套和协调发展；利用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有效形式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利用跨国公司的形式壮大我国的经济力量并促进我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建立公司内部合理的组织结构和组织机构；形成合理的外部环境；制定并完善公司法及其相关配套的经济立法等。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会发现整个理论框架是如此富有远见。我们已经进行的和正在进行的改革，正是沿着这个理论框架所揭示的方向展开的，而目前还远远没有达到最终的目标。

此后，邓荣霖教授从不同的角度，以公司理论为核心，更进一步展开了对企业的研究。

在对企业制度的研究上，他认为独资企业、合伙制企业和公司制企业是最基本的和最主要的企业制度形式和法律形式。实际上，我们今天关于企业的立法正是按照这种体系进行的，这也有利于我们对外开放和加入 WTO 后在企业制度方面与国际接轨。

在对企业组织形态的考察上，他指出企业组织包括小企业、大企业和大企业的变形体，其中大企业包括由多个事业部和分公司组成的单一法人公司、多厂联合企业、集资组成的托拉斯式的大企业以及各种专业性和综合性的大型公司。大企业的变形体则包括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而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的组织基础正是公司。这一提法，一方面把小企业、以公司形式存在的大企业、各种企业联合形式、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全部纳入企业组织体系，使其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有利于形成大中小协调发展、合理分工的企业组织体系，另一方面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公司在整个企业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对企业经营管理的研究，他最早是通过考察国外发达国家公司的经营管理情况，从研究公司的经营管理开始的。这些内容包括：适应科学技术革命的要求，公司这种组织处于不断的改组之中，包括调整、合并和新建等形式；从公司的组织机构来看，公司实现了决策机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的分开，从而各司其职，合理分工；公司的组织结构，有直线与参谋式、事业部制、超事业部制、战略经营单位、矩阵式、多维结构等多种形式；公司突出的特点是它能有效地实现科技开发和技术进步的内化等。他认为公司的经营观念对于公司的生存与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并把公司经营观念分为空效观念和时效观念两大类。以对公司的经营管理的分析为基础，他研究了企业集团的组织与管理、企业集团的母子公司体制等内容。在 1992 年以后的研究中，他明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并在企业的跨国经营战略选择、企业的多元化经营、企业的资本营运、企业的兼并与重组以及中国的企业管理学科建设等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

1992 年，中共十四大正式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体制改革的目标。在新的形势下，邓荣霖教授把重点放在研究现代企业制度以及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相关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上。他认为，市场经济体制反映着企业、消费者和政府这三大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而现代企业制度则是以公司制度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基本成分，现代企业制度就是现代公司制度，或者说现代公司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最典型的形式。因此，他关于现代企业制度的论述，实际上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建立的比较系统的公司理论体系及其后提出的“建立并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司体系”的理论框架在新形势下的延伸和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