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1 经理异质性影响大股东掏空的渠道
理论上讲，不论公司股权结构如何，经理作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的主要参与者都是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在很大程度上构成公司权力制衡中的一个要素。因此，在大股东掏空发生时，不同路径产生的经理在行为方式和利益诉求上，特别是在与大股东的“合作”和“合谋”方面，会有较大差异。基于本书对一体型、依附型和独立型三种类型经理所进行的定义可发现，不同类型经理在面对大股东掏空时会采取差异化的行动：一体型经理无条件配合掏空，依附型经理有条件地与大股东形成合谋，独立型经理不会配合掏空。
经理作为理性经济人采取任何行动时都有其内在的动机，不同类型经理的动机也存在差异，这就需要依照经理的独立性来进行具体分析。首先，当经理为非独立个体时，经理与大股东间“血缘纽带”使二者形成利益共同体，经理采取任何行为的出发点都是为实现大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在掏空发生时经理将给予大股东无条件地配合，将大股东的掏空成本降到最低并保证大股东能获得全部掏空收益。其次，当经理为独立个体时，其行动的目标函数开始与大股东产生偏差，经理采取任何行动的动机都将是实现个人收益最大化而非大股东利益最大化。经理的利益诉求是多元化的，可分为显性收益和隐性收益，显性收益是在经理薪酬契约中已做明确规定的那部分收益，主要包括货币薪酬、股票、期权以及津贴等几个方面，经理通过操纵显性收益来最大化个人收益的难度较高；隐性收益是指经理凭借其管理权地位所享受的私人收益，包括在职消费、职务升迁、职务懈怠（不作为）来增加个人闲暇时间等。因为隐性收益在事前不为契约所确定，所以，经理此类收益的弹性较大，可以通过与大股东进行讨价还价来获得。因此，作为独立个体的经理在大股东掏空过程中究竟是扮演“合谋者”还是“监督者”的角色将主要取决于其可获得多少隐性收益。所以，将经理的隐性收益纳入讨论范畴有助于理解不同类型经理采取差异化行动的内在机制。具体来说，在本书的研究中将主要以在职消费中的非正常在职消费部分作为衡量经理是否以损害股东利益为代价谋取更高隐性收益的指标，这是由于：其一，依据第1章中对在职消费的定义，在职消费中的正常在职消费部分属于经理的合理收益，能够对经理起到有效的激励作用；其二，职务懈怠（不作为）为消极谋利方式，不符合企业家精神且不为大股东所允许，同时难以量化。
基于本书对一体型、依附型和独立型三种类型经理的定义可发现，三种不同类型经理由于其与大股东关系的亲疏、自身独立性和利益诉求方面存在差异，在面对大股东掏空时可能采取的行动及其对大股东掏空成本的影响均存在差异，具体情形如下所述。
3.3.1.1 一体型经理影响掏空的渠道
一体型经理由大股东本人或其家族成员担任，因此，经理与大股东间的“血缘纽带”可保证二者的利益完全一致。一体型经理作为一个非独立个体，没有自身的利益诉求，也不会谋取私利，其所有行动的出发点都是保证大股东利益最大化，由此可以认为，一体型经理的利益诉求即为实现大股东利益最大化。基于此，在掏空行为发生时，一体型经理会无条件地配合大股东掏空行动，使大股东可以获得全部掏空收益，即超控制权收益。这一情况即为现有文献中对经理在掏空过程中所发挥作用的普遍假定。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大股东在经理的倾力协助下可以最为便利地掏空上市公司，此时大股东可获得全部掏空收益且无须与经理分享，其掏空收益最高而掏空成本最低，因而其掏空动机最强。因此，一体型经理对大股东掏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3.3.1.2 依附型经理影响掏空的渠道
依附型经理由大股东委派，此时，所有权和经营权发生分离，因此，与一体型经理不同的是：依附型经理作为一个独立个体有自身的利益诉求。所以，依附型经理在获得薪酬、股权激励及进行正常在职消费的同时，会为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进行更多的非正常在职消费。同时，与独立型经理不同的是，依附型经理的人力资本价值并非由经理人市场决定，而是由大股东来决定，因此，依附型经理谋取非正常在职消费的行为被发现后对其在经理人市场上的价值影响并不大。所以，依附型经理对个人在外部市场上的声誉并不十分重视。
由于依附型经理身兼“政治人”与“经济人”双重身份，对于依附型经理来说，政治晋升与在职消费同属于隐性激励的范畴（王曾等，2014），多重的利益诉求使得依附型经理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较为复杂。一方面，为谋求政治晋升，经理会在一定程度上迎合大股东的意愿（吕长江和赵宇恒，2008），对其掏空行为给予合作；同时，为谋求非正常在职消费，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与大股东合谋。另一方面，由于政治晋升与非正常在职消费同属于隐性激励的范畴，两者之间具有相互替代关系，在一定时期内经理只能获得其中之一（王曾等，2014）。虽然政治晋升对依附型经理来说比进行非正常在职消费更加重要，但政治晋升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需要经历培养和考察等阶段，且需等到上级职位空缺时经理才有机会得到提拔（杨瑞龙等，2013）。当经理在短期内没有政治升迁机会时，会具有更强的谋求非正常在职消费的动机。此时，大股东为获得经理的合谋，仅给予经理政治晋升的许诺恐怕无法满足经理的需求。因此，在短期内大股东也会对经理的非正常在职消费行为采取一定程度的容忍和默许。在经理的合谋下，大股东能够更为便利地实施掏空进而获得掏空收益。然而矛盾的是，由于经理非正常在职消费实际上就是对大股东掏空收益的分享，因此，非正常在职消费的增加是对大股东利益的一种侵蚀并构成掏空成本。所以，这一行为提高了大股东进行掏空所需支付的成本，并形成掏空抑制。当大股东为拉拢经理形成合谋而默许后者获得的非正常在职消费大于大股东可获得的掏空收益时，大股东将减少与经理在掏空上的合谋，从而会减轻掏空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依附型经理可对大股东的掏空行为形成一定程度的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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