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英美科学左派研究》：
我们在前文曾提到，作为英共党员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贝尔纳，曾多次到苏联“朝圣”，在英国国内，他也不曾隐藏自己对苏联制度的好感和向往。苏联社会主义在社会经济建设特别是科学上取得的成就给包括贝尔纳在内的许多西方科学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贝尔纳认为，与资本主义制度相比，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带来了全新的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他说，这一制度本身就是人类第一次自觉设计的社会框架，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近一个世纪以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马克思与恩格斯比科学家们更清楚科学与其技术应用之间的紧密关系，并强调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自觉联系。而列宁在建立这个共产主义政权并保卫它的时候，首先考虑的问题，就是怎样在实践中利用科学。贝尔纳指出，马克思主义国家的基本原则，就是利用人类知识、科学和技术直接为人类造福。
贝尔纳指出，社会主义苏联对待科学的方式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对待科学的方式。首先，社会主义苏联的科学不是追求利润的工具。他们把科学看成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直接或间接地用于满足人的需要，而不是增加生产的利润。在生产过程中，普通工人的利益和健康得到保障，他们也被鼓励去积极地参与应用。这就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只是执行科学家和工程师命令的、自身不需要思想的附属品。
此外，与资本主义国家松散、混乱的科研体制相比，苏联科学完全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科学是根据计划来发展的，而这个计划又是一个更大计划的一部分。科学计划因科学活动的特殊性因而与更具确定性的生产计划有所不同，区分了科学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和相对确定可以带来成果的科学活动。贝尔纳认为，这种科学规划，能够让科学经费在各学科和各研究所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科学直接服务于生产和促进了苏联科学的长远发展。
从科研组织上说，贝尔纳认为，苏联的科研组织机构虽然尚没有定型，但在英国存在的大学和工业科研之间的隔阂，却不存在于苏联的组织机构之中。据贝尔纳的观察，苏联科学事业的组织原则保证了问题与解决途径之间存在着有效的沟通渠道。工厂实验室提出问题，交给技术研究所，如果其中存在某些自然原理性的问题，则递交给科学院所进行探索。这样，在社会生产实践中发现的问题，可以及时有效地得到技术上和科学上的探究；而反过来，如果科学院所发现某些基本原理，则及时告知工厂实验室，探索实际应用的可能。
贝尔纳特别强调的一点是，科学在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中所享有的特殊地位，这对他这样的科学家具有特别的吸引力。他说：“马克思主义者总是梦想建立一个处处可以看到科学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科学成为教育和文化的基石。因此，在苏联，最令人注目的事情之一便是科学在教育中享有的地位以及它在群众爱好中占有的更为重要的地位。”①在贝尔纳看来，相比较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苏联教育制度的巨大优点，就是面对全体人民，而不是小部分富有的人，这样就保证了尽可能地发现有才智的科学人才。此外，这个社会的全体成员对科学有着无比的热情，科学的充分应用使广大人民认识到科学的力量，同时又不必担心科学技术应用带来的失业。
贝尔纳还谈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苏联科学研究与苏联官方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众所周知，从17世纪以来，现代科学自诞生以后，不再服从于外部的任何宗教或哲学的教条。而在苏联，辩证唯物主义却被视为科学研究的理论指导。这一点，是西方科学家们不能理解且不能接受的。贝尔纳认为，“不用说，辩证唯物主义决不能代替科学，它并不是通往知识的平坦大道。归纳法和证明仍然像过去一样存在着；所以诽谤苏联的人所提出的一些罪名——马克思主义是强加于科学发现之上的、对科学发现加以歪曲的教条——显然是荒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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