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异国的圣人：孔子在早期美国》：
英国在华的外交势力不局限于两次高调的外交使团，常驻中国、有官方背景的英国人也是英国外交群体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人同样有着大量观察、接触和研究中国人及其思想信仰的机会，他们中的某些人把自己的所思所想记录在册，并最终付梓成书。著作虽出版于英国，但很快传人美国，成为美国人认识中国和孔子的重要渠道。官方人员看待孔子，其态度同样是赞赏与批判并存。
作为这一群体的代表，约翰·弗朗西斯·戴维斯（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值得一提。1813年，年仅18岁的戴维斯来到广州，供职于英国东印度公司。他1816年随同阿美士德使团到访北京，1833年出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1844年充任香港第二任总督。戴维斯钻研中国文化与习俗，写下《中国人》一书，于1836年先后在伦敦和纽约出版。
《中国人》从四个方面刻画孔子。其一，孔子与中国政治的相互依存关系。戴维斯指出，孔子以家庭关系为基础的忠孝思想，尤其适合看重稳定和秩序的中国政治体制。政府因此把儒家思想作为教育和考试内容，并在各个层面贯彻孔子的思想原则。孔子毕生都在尝试将自己的思想用于治理国家的政治实践，显示孔教本质上就是“道德与政治”体系。因为孔子思想与政治的紧密结合，政府支持或鼓励的孔子崇拜达到了极其普遍的程度。戴维斯写道，中国人对于孔子及其思想的崇敬几乎没有中断过，满清自己的信仰都无法与其比肩。汉明帝就是因为崇信孔子，把孔子所言“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与梦中见到的金人联系起来，从而派出使者，前往西方找寻所谓的圣者，结果从印度带回了佛教。戴维斯提到，早在汉代，皇帝就称封孔子为“公”，以示最高礼遇，到了明代，孔子有了“至圣先师”的称号，并一直沿用。遍布中国县府以上城镇的孔庙和孔子后人一直享受的贵族身份，从另一角度体现了中国人崇拜孔子的状况。与孔子直接相关的四书五经，是孔子思想的载体，也是中国教育考试体系的核心。戴维斯表示，中国学生必须学习和记住四书五经，完整掌握九本典籍及其注疏，是中国人获得功名利禄的必备条件。到了中国的最高学府翰林院，四书五经依然是学习的主要内容。
其二，戴维斯明确赞赏孔子的秉性、经历和人格。在《中国人》第二卷，戴维斯有专章叙述孔子的生平和贡献。他认为，孔子自幼就与众不同，对玩乐不感兴趣，而是专注于严肃认真的追求，思考道德与政治思想。孔子毕其一生，都在试图变革社会，恢复古代圣王的思想。戴维斯称赞说，孔子此举是“真诚的”，因为他不是以此作为实现个人野心的垫脚石，而是在发现无法改变现实时，就会放弃理应享有的地位。孔子简朴勤奋，待人谦卑，致力于教导各个阶层的人们，有弟子三千，成名者七十有二。孔子的阅历和品行为自己赢得了极高的威望，戴维斯不但认为中国另一思想家老子都因孔子拜访而声名大振，而且也没有如其他西方人一样，讽刺与孔子有关的神话传说。戴维斯只是平静地叙述说，孔子据称身长超过9肘尺（约合4.5米），在孔子出生前夜．有双龙环绕房屋，其母则听到天奏仙乐等。
其三，对于孔子思想以及儒家经典，戴维斯多有溢美之词。戴维斯表示，从这位东方导师的道德思想，人们可以看到人类普遍认可的某些原则，这些原则作为行为规范所具有的优点，尚无其他思想体系能够企及。具体而言，孔子思想表现出三大可取之处。一是健康的为政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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