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之政治：清代黄河治理的制度史考察》；
清初，选任河督看重德行与操守，任命程序有依照吏制而任用者，亦有由皇帝亲自简拔者。第一任河督杨方兴为汉军镶白旗人，“天命七年，太祖取广宁，方兴来归。太宗命直内院，与修太祖实录。崇德元年，试中举人，授牛录额真衔，擢内秘书院学士”，“顺治元年从入关，七月授河道总督”。从杨方兴的出身及经历来看，命其担任河督的基本标准与一般官员并无明显区别，均体现了清人关之初满、汉旗并用及看重德行与操守的特点。杨方兴担任河督一职前后达14年之久，几终顺治之世，离任后“还京师，所居仅蔽风雨，布衣蔬食，四壁萧然”，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清初选任河督之标准。顺治十四年，杨方兴卸任，朱之锡继为总河。任命上谕中这样讲道：“吏部右侍郎朱之锡，气度端醇，才品勤敏，著升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河道，提督军务。”虽朱之锡婉言推辞，但是未得允准，随即发布的上谕中再次强调：“卿以才品特简河督，著即遵旨任事，不必逊辞。”对于此事，乾嘉年间的河督康基田曾作过如下记述：“故事节钺，皆由廷推，之锡出自特简，盖异数也。”言外之意，朱因为德才兼备而为皇帝所器重，被简拔为河督。一年以后，朱之锡因需丁忧奏请暂时离任，顺治帝以“河道关系重大，卿以才望特简，著即在任守制，不必回籍”。从出身来看，朱之锡纯系汉人，顺治三年中进士后跻身仕途，逐渐受到重用。这亦凸显了清初吏制的特点，满汉皆用，重在观其德行、操守与能力。朱之锡担任河督近十年，没有辜负厚望。康熙五年（1666），朱之锡卒于任上，墓志铭中这样写道：“经营河上，什一在署，什九在外”，“每当各工并急，则南北交驰，寝食俱废，值盛暑介马暴烈日中，隆冬严寒触冒霜雪”，“曹县石香炉工决，几成大患，赖公驻工筹划夫料，手口卒痦，凡五阅月”，“积劳日甚，因善疏请告，未拜发，而公遽薨。是时经纪后事，家无余财，其历年所节河帑甚裕”，“岁修额银，为朝廷节省，多至四十六万有奇。即此一端，可以概其官守”。朱的治河实践证明这一时期河督的选拔标准具有合理性与可行性。
康熙继位之初，虽然对河务问题的重视程度大幅提升，但是在河督选任问题上仍然沿袭前朝的选拔标准，看重“才品”与“操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通过阅读治河书籍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治河知识，进而对河务问题的特殊性认识得更为深刻：治河不同于其他事务，自清入关以来，治河难见成效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河督出自内廷，缺少治河方面的才能与实践经验。鉴于此，康熙帝力行改革，对河督的选拔标准进行了调整，由原来重视德行与操守转为看重治河才能，或者是否具有治理一方的实际经验。综观康熙帝在位61年所任命的11位河督，即卢崇骏、杨茂勋、罗多、王光裕、靳辅、王新命、于成龙、董安国、张鹏翮、赵世显、陈鹏年，有相当部分此前曾任职至一方疆吏。比如，靳辅曾任安徽巡抚，卢崇骏曾任山陕总督，王新命曾任两江总督，于成龙曾任直隶巡抚，张鹏翮曾任两江总督。其中，靳辅与张鹏翮的经历颇具代表性。靳辅担任河督之前，曾在安徽巡抚任上实心任事，颇有建树，并且由于所辖安徽一省毗邻黄河，经常遭受黄水漫溢之灾，他曾屡屡与幕僚陈潢研讨治河之法，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康熙十六年（1677），在康熙帝力行改革之际，靳辅被提拔为河道总督，前后任职十余年，成为彪炳史册的治河名臣，治河主张多为康熙帝所采纳，在体制建设及治河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关经验多为后任河督所效仿，即便另一治河名臣张鹏翮也不例外。与靳辅相似，张鹏翮亦在担任地方疆吏期间深得康熙帝赏识而被调任河督。其时，康熙帝“任以事务，见其料理明敏，非迟误案件之人”②，又见其“操守好，着调补河道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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