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衡派对于文化问题有自己独到的思考。他们明确地提出了文化发展具有世界与历史的统一性的重要观念，和文化交流中的选择原则，决定了他们的运思较其时许多人具备了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更为丰富的辩证思维。他们认为，文化既具有时代性，同时又具有传承性，因是之故，文化的传统既不应固守，也不能尽弃。文化的创新，归根结底，应当理解为是传统的发展。他们提出“进步是传统的不断吸收与适应”的见解，集中反映了学衡派在新旧文化关系上所由达到的思想深度。正是由此出发，他们不赞成新文化运动鼓吹文化“革命”的观念，简单否定文化传统，认为中国五千年文明一脉相承，其本身即说明了中国文化生生不已，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中国文化内含的“中国历史文化之基本精神”，一脉尚存，是不容割断的。陈寅恪挽王国维诗有“文化神州丧一身”句；吴宓与陈寅恪的赠别诗也曰“神州文化系，颐养好园林”。学衡派以光大中国文化精神，弘扬中国文化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并以此互勉。陈寅恪、吴宓诸人甚至身处逆境，矢志不渝。在近代，以此为志者甚多，但唯有学衡派营造出了神圣悲壮的文化氛围，至今感人至深。与此同时，缘于对文化具有世界统一性的深切理解，又使他们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了欧战后在许多人中重新出现的隆中抑西非理性的文化虚骄心理。相反，他们提醒时人不要幸灾乐祸，盲目虚骄，夸大西方文化的没落，而使中国重蹈自我封闭的故辙。对于中外文化关系，学衡派重在探究异质文化相互融合的内在规律性，同样创见迭出。他们从印度佛教传入并对中国文化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例中，看到了吸收外来文化的积极意义和此种吸收以本民族文化为主体的必然性。不仅如此，他们还提出了依世界的潮流，“于旧学说另下新理解，以期有裨实用”，即借助于西方现代学说对于传统进行重新阐释，以期实现传统的现代性转换的重要思想。此种见解，在其时发人所未发，它显然较梁启超“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的说法，远为深刻。作为新人文主义者，学衡派信奉阿诺德的文化定义：文化是人类古今思想言论的最精美者。因之，尽管他们以复兴中国文化自任，但从本质上说，他们又是文化的世界主义者。他们“深信人类之精神，不问其古今中外，皆息息相通”。吴宓曾指出，自己间接承继了西方文化的道统，所资感发及奋斗的力量，实来自于西方。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是遵照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和耶稣基督的教导。这毫不足奇，因为新人文主义的宗旨就是主张集中东西方的文化智慧，以引导人类追求和谐发展和真善美的理想境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学衡派的文化思想从一个侧面同样反映出了欧战后世界文化呈现由东西方对立，走向东西方对话新的历史发展态势。
1948 年冯友兰曾将50年来的中国哲学发展分为三期：1898 年戊戌变法时期；1919 年新文化运动时期；1926 年以来新时期。他说：“我们现在所关注的不是像第一、二两个时期的知识分子那样，用一种文化批评另一种文化，而是用一种文化来阐明另一种文化。因而就能更好地理解这两种文化。我们现在所注意的是东西文化的相互阐明，而不是他们相互批评，应该看到这两种文化都说明了人类发展的共同趋势和人性的共同原则，所以东西文化不仅是相互联系的，而且是相互统一的。”学衡派的文化思考无疑彰显了第三期的取向。他们既不赞成主张全盘西化的民族虚无主义，也不赞成一味隆中抑西的民族虚骄情绪。可以说，在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上，他们已具有了较比更加成熟、开放和平衡的文化心态。
学衡派不愿附和新文化运动，但是他们独到的文化思考无疑有助于展拓时人的思维空间，进一步丰富了新文化运动，尤其他们提出的探讨中国历史文化需“先大其心量”，要怀有同情了解；不忘中华民族精神；对旧文化另下新理解；提倡新的孔学运动，以复兴中国文化为己任等等思想，更为其后新儒学的兴起开辟了先路。贺麟是吴宓的学生，张荫麟的挚友，同时也是公认的新儒学重要的倡始者。1945 年他在赞扬汤用彤治史抱有“温情与敬意”的态度和对中国民族精神的可贵执着时，写道：“他这种说法当然是基于对一般文化的持续性和保存性的认识。这种宏通平正的看法，不惟可供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发展史的新指针，且于积极推行西化的今日，还可以提供民族文化不致沦亡断绝的新保证。而在当时偏激的全盘西化声中，有助于促进我们对于民族文化新开展的信心。” “民族文化新开展”是新儒家的标准语，贺麟明确肯定了学衡派的文化思想促进了新儒学的兴起。如果我们注意到作为新儒学兴起有代表性的著作，即贺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1941年正是首先发表在由张荫麟、张其昀主编的《思想与时代》创刊号上，而该刊的主要撰稿人也正是由原先的学衡派主要人物与贺麟、钱穆、唐君毅、雷海宗等后起的新儒家代表人物共同组成，那么学衡派文化思想于后者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就愈益无可疑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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