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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以中国历史学研究重镇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为依托，齐聚国内外明清史研究领域的*学者，*研究成果、*前沿学术动态尽汇于斯，相关领域的从业者不可不读，普通读者亦可一窥明清广阔的历史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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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成立于1925年，为复旦大学成立z早的院系之一，是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该系师资力量雄厚，研究专业方向齐全，科研成果卓著，在国内历史学科中名列前茅。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谭其骧、周予同、蔡尚思、杨宽、耿淡如、田汝康、金冲及、朱维铮等长期在该系任教。该系为国内有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的单位之一。近年来，该系在明清史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史学理论与中外史学史研究、世界古典文明研究等领域颇有学术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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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大约二十年前，复旦大学历史系举办以江南为中心的明清史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以《复旦史学集刊》形式出版。在海内外学者的热心支持下，一直延续至今，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机制，在史学界有了相当的影响。朋友们呼吁，可以华丽转身，变成定期刊物，扩大声势，锻炼学术，培养人才。
　　孔夫子教导我们，“正名”很重要。关于刊物名称，颇费斟酌。有人建议《明清史研究》，有人建议《明清研究》，都很好。一查，已经有人用过，重复别人的刊名，似乎不太好。左思右想，还是《明清史评论》比较好，只此一家，别无分号。
　　明清史研究，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都是很热门的领域，名家辈出，硕果累累。前辈们开疆拓土，为我们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我们理应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得益于现代科技的进步，许多珍本、善本古籍，都可以在电脑网络上检索，和几十年前在图书馆查书抄书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一位前辈形容搜集史料的辛苦：“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真是一言难尽。相比较而言，现在的研究条件太优越、太便利了。
　　国门大开，我们和世界各国的同行交流，互相借鉴，眼界更加开阔，思路更加活跃。2000年，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了《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引起国际学术界轰动，2001年获得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世界历史学会年度奖。2003年，此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中译本，使我们得以领教他的宏论——直到工业化得到充分发展前，欧洲并不比东亚好多少；工业革命前夜，欧洲并没有领先于东亚，但其制度促使工业化必然发生，东亚则不然。
　　他的创造性在于，把中国与欧洲比较，把江南与英格兰比较，作出细致的分析。当然对于他的结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赞同，有的非议，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为我们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新的思路。
　　争论延续至今。2018年10月，加州学派的另两位学者王国斌、罗森塔尔的新著《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被《中华读书报》推举为2018年度十大好书。该书把大分流理论引向新的高度，李伯重教授为此书所写的序言对此有一个概括：“通过对以往‘大分流’理论的修正，《明清史评论（第一辑）》为欧洲和中国不同的经济变迁模式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明清史评论（第一辑）》作者指出，欧洲和亚洲在1000-1500年间的一个重大差别，是欧洲存在众多相互竞争的国家，而亚洲则只存在中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其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力在本地区都无与伦比。这种状况，对于欧洲和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的演变都具有巨大的作用。尽管在中国和欧洲的历史上，统一与分裂都曾交替地出现，但是中国始终沿袭着统一帝国的模式，而欧洲却经历了更多的分裂。旷日持久的战争使欧洲陷于贫穷，但这些冲突与竞争却在无意之中催生了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式。相反，中国在长期的和平和统一中孕育了一个大规模的市场，并从劳动分工中获益。欧洲直到1750年之后，资本密集型的机器生产才显露出一些优势。在此之前，清代朝廷的经济发展理念乃是全世界各个地区的共识，即重农、薄赋、不干预国内贸易。因此，在以往的中西比较史方面，许多传统的观点或者缺乏充分的历史依据。”加州学派的新成果，犹如冬天里的一把火，为明清史研究加温助推，预示着今年有一个好兆头。
　　《明清史评论》为海内外同行提供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平台，论文、书评、札记、随笔，兼容并蓄，不拘一格。欢迎朋友们慷慨提供稿件，共同培育好这片园地，齐心协力把明清史研究推向新的境界。有道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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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兴讹造言：明清时期的谣传与民间信息传播

陈宝良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明清两代，民间舆论以多样化的形式得以呈现。民间舆论在有效制约国家及地方政治的同时，不免带有许多谣传的因子，并由此造成社会的恐慌和混乱。在这些谣传中，尤以“造言”“讹言”“妖言”三者为甚。信谣、传谣者并非仅仅限于下层的愚民百姓，有时知识人、官宦同样是讹言谣传的信从者与传播者，甚至是推波助澜者。讹言谣传的兴起，实则源于一种心理恐慌，尤其是久藏于内心深处对“宫怨”与动乱时期颠沛流离生活的这种恐慌性心理记忆。当言路不通、官民信息交流不畅，甚至民意难以上达天听之时，民间百姓不得不依赖于讹言谣传，以此作为一种表达群情的舆论。

关键词：明清　讹言　谣传　信息传播

一、引言：问题的提出

明清两代是社会变迁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出现了诸多社会转型的新动向，民间舆论的勃盛则是其明显的标志之一。在明清两代，民间舆论以多样化的形式得以呈现，诸如谣谚、口号、对联、戏曲、小说、八股文，无不成为民间士民表达自己意见的重要方式，进而对国家及地方政治形成有效的制约。然而吊诡的是，当民间舆论兴起之时，就已呈一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之势。换言之，民间舆论在有效制约国家及地方政治的同时，不免带有许多谣传的因子，由此则一度造成社会的恐慌和混乱。在这些谣传中，尤以“造言”“讹言”“妖言”三者为甚。

造言、讹言、妖言，自古即已有之，只是在平治之世较少出现。如《周礼》中的“八刑”，“造言”即居其中之一。周末之诗云：“民之讹言，曾莫之惩。”后世虽已不知当时所讹的是何事，但足以证明周末时已有“讹言”的存在。至秦汉，更是出现了“妖言者死”的律条，可见当时的“妖言”颇为兴盛。汉、晋以后，造言、讹言、妖言更是屡见于史籍记载。如汉建始三年（前30），京师百姓传言大水将至，人们奔走相告，互相蹂躏，老弱号呼，以致长安大乱；汉、晋之时，开始传言“东公王”行筹的说法；唐开成初年，京师妄言大兵将至，致使百姓四处奔逃，奔走尘起，甚至百官“袜而骑”，台省官吏亦稍稍遁去；唐代，民间流传讹言，称官府派遣枨枨杀人取心肝，借此以祭天狗，又有讹言，称毛人要食人心，甚至说有.母鬼夜入人家；宋太宗时，益州百姓传有讹言，称有白头翁午后要食人儿女，导致一郡嚣然，晚上路无行人；又宋、元时，多传讹言，称取童男童女制药。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究造言、讹言、妖言之关系，正如清人惠仲孺所言：“三者起于妖，成于造，传于讹也。”既然“传于讹”，亦即以讹传讹，那么何谓“讹言”？元人曾作如下阐释：“事传而虚，谓之讹言，谓流言惑众者。”关于讹言，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尚有进一步的考述。根据他的考述，可知讹言的“讹”字，古作“譌”，“伪”字古亦音“讹”。如《诗 · 小雅》：民之讹言。《笺》云：伪也。小人好诈伪，为交易之言。所谓“交易之言”，《正义》作如下解释：谓以善言为恶，以恶言为善，交而换易其辞。又《尔雅注》云：世以妖言为讹。显然，妖言亦可归于讹言之列。

讹言的本质在于虚伪而不实，而其功能绝不可小觑，足以“流传而惑众”。正如明人谢肇淛所言，对这些一时勃兴的谣言，却亦不可一概斥之为虚伪不实，尚有待于细加辨析。譬如有些讹言，“似讹而实有怪”；有些“妖言”“童谣”，看似无意矢言，事后确实多有应验，如“檿弧箕服”之类，则又不可简单地视为讹言。尽管如此，造言、讹言、妖言，无不具有一些共通的特性：一方面，明清时期的讹言，无不是一种假借灵异的不根传言，通过一传十、十传百的传播途径，而在民间引发骚动。正如清人惠仲孺所言：“凭诸物，假诸灵，一夫说，万夫腾，无翼而飞，无趾而行，疑鬼疑神，使民无故而相惊。”另一方面，当时的讹言并非仅仅限于“乌头白，马生角”之类的以讹传讹，而是关乎朝野议论，实属一种民间舆论，一如明人谢肇淛所云：“今朝野中忽有一番议论，一人倡之，千万人和之，举国之人奔走若狂，翻覆天地，变乱白黑。”由此可见，有时朝野议论同样借助于讹言而得以表达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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