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新版）》：
在胡适之后，柳诒徵（一八八〇——一九五六）写了一篇《论近人言诸子学者之失》，文中说道：“若合《庄子·天下篇》、《淮南子·要略》、刘歆《七略》观之，则诸子之学出于古代圣哲者为正因，而激发于当日之时势者为副因。”柳氏认为“正因”与“副因”应合起来看，诸子学最初从王官来，后来的发展则与他们为了救世、回应时代的要求密切相关。而胡适认为先秦诸子是被时势的需要所激发，是只看到它的“副因”，而不信古代诸子出于王官的“正因”；他认为胡适“举副因而弃正因”‘¨。我不敢说柳诒徵一定对，不过合“正因”和“副因”来看，可能也是重新理解这个问题的一个契机。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写过，傅斯年的《战国子家叙论》里有一个部分，其实是在委婉地批评胡适。傅氏并未说反对诸子不出于王官，却说诸子出于古代的职业，他是用职业说取代了王官说。
梁启超虽然没有写过“诸子不出于王官”那方面的文字，可是梁启超在早期非常有影响力的文章中，用“大同”和“小康”来区别古代经典的性质，等于间接不承认《汉书·艺文志》里对这些书的态度了。梁氏用某些经典属于“大同”、某些属于“小康”来区分，也非常严重地影响了后来对古代经典的理解，也是一种“消耗性的转换”。
又如胡适先生写《说儒》，认为商周之间的变化很大，但李源澄（一九〇九——一九五八）反驳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并未大变。他认为胡适在《说儒》里面提出的殷周之间有大变化，说得太过。实情是不是如此？殷周之间的巨变，不只胡适这样说，王国维、傅斯年也都这样说。这么大的问题，应该结合文献与近几十年出土的文物加以重审。
胡适在写《说儒》时，其实曾经受到傅斯年的影响。傅斯年认为古代是一东一西两个集团，殷人在东，周人在西。胡适在写《说儒》的过程中和傅斯年有很密切的讨论，深受傅氏《周东封与殷遗民》的影响；《夷夏东西说》虽然稍微晚出，但在《说儒》里已经可以看出两人交谈过的观点。此外，胡适写《说儒》时，刚好读了《圣经的故事》，《圣经》中有一种“悬记”之说，所以他将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当作像《圣经》中的“悬记”那样来解释。在这一篇长文中，胡适对于商周之间文化的断裂有一套解释，可是古书里的说法是“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认为商周之间确实有变，但没有大变，实情究竟如何将来如果材料充分，也是一个值得重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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