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节选）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国内有关世界历史或欧洲史研究及评述中，经常将16世纪以后欧洲或西方的历史状况表述成一种波澜壮阔大步向前的进程。似乎自16世纪始，西方社会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大航海运动等巨变推动下一直处于向现代社会发展的直线演进轨道之中。17世纪中所发生的英国革命、理性的开端、科学的兴起等各种历史事件及其时代功用和意义，只有而且也必须按照16世纪的启动与18世纪的结果二者之间的逻辑联系，即以社会转型（或曰制度转型、文明转型）模式来进行认识，才能获得正确的阐发和解释。至于17世纪这一百年间，西方社会运动全部进程所包含的各种内容，特别是它所经受的种种磨难、苦痛、曲折、徘徊则都退居幕后。当时西方社会演进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内涵复杂性和所面临的多种发展的可能性都被现代化进程一个维度遮蔽起来。一言以蔽之，现今人们所批判的“线性发展史观”和对历史简单的处理方法，似乎在以往对17世纪欧洲历史的认识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虽自15世纪末始，西方社会发展有了相当起色和一种新气象，但是它每一步进程又都充满着艰辛、苦难、徘徊、曲折甚至倒退。西方史学界普遍认为在“延长的16世纪”中取得长足进步之后，西欧各国又陷入一场“17世纪普遍的危机”之中。20世纪中叶，围绕着“17世纪危机”，西方史学界曾爆发过一场由英国著名史学家霍布斯鲍姆首先掀起的、有众多史学家参与的大规模论争。在是否存在过一场危机以及这场危机的性质、强度、范围和作用影响等各个方面，学者们见仁见智，观点各不相同。但在当时西欧的确发生过一次剧烈的结构动荡这一事实的确认上，各家看法则基本一致。从对这场论争的过程和文献的辨析中，人们强烈地感受到了近代早期西方文明发展的复杂性、艰难性、起伏不定的周期性。而对这些，国内史学界所给予的关注、研究和认识应当说是不够充分的。
当我们对17世纪西方历史进程进行一番冷静的回眸和对17世纪之后欧美学术界对这一世纪的认知与评估进行一番客观而细心的梳理之后，就会发现这个世纪本身的状况和它在西方历史整体发展过程中的地位是极为复杂又饶有趣味的。可以不夸大地讲，对17世纪西方社会运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进行深入的研讨与反思，对于中国史学界而言，构成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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