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鲁迅纪念馆坐落于上海市虹口区，是1949年后第一个人物性纪念馆，也是1949年成立后第一个名人纪念馆，同时管理鲁迅墓，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本书主要包括“新文化100周年”“鲁迅生平与作品研究”“史料·辨证”“鲁海漫谈”“读书杂记”“海外鲁研”“馆藏一斑”等主题。在这些主题下，计有20多篇相关研究，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国内外*新*前沿的鲁迅研究状况。

“古典学”和“鲁迅学”

                  ——兼谈新文化运动的学术指归

顾音海“古典学”一词，英语作Classics，源自拉丁语Classicus，意为“权威的”“高级的”“经典的”，最初指希腊化时代学者对古希腊文献的整理研究；这类整理在当年被称作“语文学”（philology），意指通过学习古代语言（主要是古希腊，后来扩充至罗马语文），获得文化教养，形成古典的文化人格和精神世界。至18世纪末的德国，语文学被赋予新的现代科学内涵，发明了新术语“古代学”（Altertumswissenschaft），以研究古代语言文字、文献为基础，用学术的方法再现远古文明，英语对应为古典学（Classical　scholarship，　Classics）；其后，古典学渐渐发展成全方位、多学科综合研究古代文明的显学。目前，古典学以研究古代希腊、罗马文明为主，兼及印度、中国等其他古文明，“从研究古代文字、文献入手，解读古典原典文本之要义，阐释古典文明之精义，缕析现代古典学研究成果，比较古典文明之异同，探讨早期国家种种发展道路，阐明古典文明兴衰之规律”①。

在中国知识界、学术界，古典学知识作为西学内容的重要部分，自19世纪开始渐渐传入，在20世纪初曾经对新文化运动产生过重要影响。古典学所涉及的文献史、思想史、世界文明史以及更细化的城市史、考古史等内容，在中国逐渐受到宣传、关注乃至研究。中国对于古典学的认知、研究，常常作为探索中国问题或中国现代性的手段，带有深深的中国意识；同时，中国的古典学研究，在自身文明发展史方面，既有传统的训诂学、经学、版本目录学、金石学等方法，也有西学的阐释、比较学方法。古典学在中国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终于在进入21世纪后，在全球化时代呼吁加强对话交流、加强文化认同和文化尊重的大趋势下得以建立。目前，古典学在中国的学科建设，有三种基本思路：第一是“哲学（经学）—古典学”思路，其对象是古希腊罗马到尼采和先秦到晚清的经典，特别强调经典的研究、阐释与教化功能。第二是“语言文字学（文献学）—古典学”思路，其对象是秦汉以前的文献，包括传世与出土文献，强调从语言文字功夫着手提升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第三是“史学（史料）—古典学”思路，其对象是历史知识和史料，主张通过历史研究树立古典精神和复活逝去的世界②。三种思路各具重点，均不外乎通过文字、文本解读思想，意在以古典学的视野，追根寻源，由表及里，从中西文化、古代诸文明发展的“果”，去探索其成就之“因”，明确当下及未来之“路”。当然，其间我们还须摆脱西方古典学的现代困境，发展出切合中国问题的古典学③。

鲁迅在古典学涉及的领域中多有建树，如文字学、文献学、文学，细化之古文字、典籍、神话、小说，这些正是古典学的基础，故以古典学的眼光考量上述功绩，更能全面、深刻地理解鲁迅“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家国情怀，以及“五四”学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雄心壮志。因此，古典学在中国的建立是一个过程，其知识、方法久现于20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界、知识界，当这门古老而常新的学科正式建立之时，我们检视过去对西学的认识，对中西文明关系的认识，其中包括鲁迅的态度，对于当今社会的文化建设，当然也包括这门学科以及鲁迅学的建设，是不无意义的。

将古典学引入鲁迅学研究，至少宜关注如下两方面问题。

一、　全球视野和救国情怀

古典学研究的最重要对象是古代希腊罗马文化，亦可称西学之源、欧洲文化之本。在鲁迅的思想、美学和文艺观发展中，对于欧洲文明、世界文学的地域性认知，经历了从英法、希腊罗马、东欧北欧诸小国到苏联的过程；伴随着这个过程的，还有自然科学、现代主义文学、日本文学等的影响。该过程的上述几个方面协同发展，不是后者掩盖、替换、简单否定前者，而是“在否定中包含着更深层次的肯定、逐渐沉淀下更丰富的世界文化成果的有机发展过程”④。鲁迅在留学日本期间，对于古代希腊罗马文学已有系统学习，而且不满足于日译本的间接介绍，自己订购德文版图书，直抵原典——书目中既有格雷克著《希腊文学史》、约阿希姆著《罗马文学史》等史实论述，又有施托丁编选《希腊罗马神话》、巴尔茨编选《希腊小说集》、古罗马作家阿普列尤斯著《爱神与赛基》等原作。古希腊罗马神话内容丰富，系统而完整，艺术感染力很强，喜欢用人的形象来代表神，有初期的人本主义观念，鲁迅由此得以窥见西方个性主义思潮之源。同时，鲁迅又从日译本读到希罗多德等人的史学名著，并在1903年写下《斯巴达之魂》，发表于《浙江潮》，这是鲁迅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内容可能取自希罗多德《历史》（《希腊波斯战争史》）日译本。

鲁迅又于1907年写了《文化偏至论》，开篇即探讨近世中国落后原因，包括交通阻隔，未能与古代希腊罗马相互学习，从而养成封闭自大心理；提出“首在立人”“尊个性而张精神”。鲁迅同一时期又写《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诗歌之敌》等文，分析、评价了荷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文艺思想和创作特色，并将柏拉图的文艺观和中国古代文艺思想作了比较。鲁迅还在其他文章以及书信、日记中提到埃斯库罗斯、普鲁塔克、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等古希腊罗马文化名人，这些都表明鲁迅对古希腊罗马文化有比较全面的认知。更重要的，鲁迅研读西方古典经典旨在关注中国现实，是“拿来”西方当时最“先锋”的激进思想，探知西方文化内在精神，以“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救世情怀，作“旧弊之药石，新生之津梁”。当时，中国留日学生为抗议沙俄侵占东北，在东京组织拒俄义勇队，故鲁迅在上述《斯巴达之魂》文前小引中鼓励“掷笔而起者”，借歌颂古希腊英雄来激励同胞。鲁迅后来虽然没有直接专门从事古希腊罗马文学的翻译、研究，但多元的审美择取，开阔的学术视野，丰富深邃的文化品格的形成，可以说自关注古希腊罗马文化时就已经开始。从古典学的角度说，这也是一种超越古今、跨越中西的全球视野，因为古典学旨在通过对古代知识体系的梳理，去获得对现代社会生活的真实认识，实质上是现代人试图通过对古代生活的历史性考察而对自身生活作出反省和调整，怀抱着对新时代的理想。另外，鲁迅的影响及于周作人，在古希腊文学翻译上，周作人一生与之渊源深厚。周作人1918年出版《欧洲文学史》，对路吉阿诺斯（Lukianos）已有介绍，对其作品的翻译始于1921年，而完成则在1964年；其遗嘱说“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⑤，可见其珍视程度。“五四”时期的周作人提出“人学”思想，力倡发现“人”、重建“人”，古希腊文化便是重要背景。鲁迅、周作人对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推介，不仅是个人文学取向、学术旨趣，更是虑及社会民生，民族需求、人的改造，试图以希腊文化来弥补中国文化中的缺失，以促进中国社会、文化的复兴⑥。

二、　整理国故和古今之争

新文化运动包含历史事件、文化现象、政治现象等复杂内涵，百年来流派纷争，唇枪舌剑，分合错落，蔚为壮观。尘埃散去，检视积淀，于学术观之，当得起立言立人、长存于世的，公认有一批大家和杰作，“整理国故”是其中一项巨大收获。古典学研究中国上古典籍，内涵颇似章太炎所说的“国故”，即中国固有的文化与学术。章太炎于1906年9月在东京发起国学讲习会，后又成立国学振起社，著《国故论衡》，讨论语言文字学、文学、诸子学流变，研究对象的年代主要是先秦，内容主要是典籍，方法主要是从文字的形、音、义考释入手，串讲源流。胡适沿用章太炎“国故”一词，并进一步说：一切过去的中国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但这种研究，胡适认为须引进西方的治学方法，先要对典籍重新加以辨别、整理，用这些新的研究方法才能建立起他心目中的国故学。1922年，北京大学设“国学门”，有文字学、文学、哲学、史学、考古学等5个研究室。而1925年清华成立的国学研究院则完全采用传统书院的学科制度和教育制度，没有采用西学分科，希望以此来延续中国传统学术的独立知识体系。最终，国学门改称文史部，国学研究院也因与西学学科体系、教育体制不相容，被认为“脱节”，而在4年后停办。旧形式已无法容纳整理国故的新目标，旧典籍包含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在知识结构已经发生转型的新形势下，必然要为文史哲等学科分类所取代。以古典学最基本的古文字考据来说，虽然中外一致均称擅长，尤其中国宋代以来金石学发达，清代乾嘉学派的精密考证，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当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甲骨文出土之后，旧的小学（文字学）、朴学（经学）的研究方法已远远不足以解决问题。章太炎就抱定《说文解字》不放，认为甲骨文是伪作。好在殷墟发掘完全是以现代考古学的范式推进，使得文字解读成为遗址研究、古代社会研究整体中的一部分，综合研究的结果使中国古代文明史、商周史取得了空前丰硕的学术收获，甲骨学成为考古学而不是文字学的分支学科，远远超出旧学中小学、金石学的研究范畴，更是大大超越了旧学所能取得的成就。

从整理国故的成效和作用看，鲁迅取得的成就也是巨大的，其典范作用鲜明，其态度与思考更具清醒意识和深刻性。鲁迅在学术上的贡献，无论搜集石刻资料，校勘古籍，整理中国文字发展史，讲授、发表《中国小说史》，都站在了学术前沿，并且能以新的眼光与融会贯通的方法去整理研究。如在小说史研究中，以“辩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目录学宗旨，糅合西方小说概念与类型，不用“四大奇书”“才子佳人小说”等旧说，而分为神魔小说、人情小说、讽刺小说、狭邪小说、公案小说、谴责小说等，更合乎揭示文学发展规律的学术模式。鲁迅对整理国故，如同对待其他中外文化遗产，总体是“拿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态度。当偏执、激进的言行要全盘否定、一概排斥传统文化时，鲁迅以对传统文化的浸染与深刻理解保持着清醒，且身体力行；但当新思想尚未普及，还不够“有力”的时候，要进一步退两步，有人鼓动青年去南窗下读死书，“那就是要中国与世界永远隔绝了”，这是鲁迅所坚决反对的。再如古史辨派成绩斐然，疑古浪潮对中国古典学的发展有积极意义，但其辨古书错误很多，认为许多古书是伪作，后来出土文献证明为真，因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中国古典学的第一次重建⑦；其实，鲁迅在当时就反对这种“把古史辨得虚无”的做法。鲁迅一直深深地关注新文化运动中“新”的一面和前进的活力，并且有着全盘的清醒认识。

100年前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相仿佛。胡适定《新潮》英文刊名为Renaissance，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将文艺复兴和清代学术相比拟；“五四”以来破除偶像、抨击旧礼教，提倡科学、理性、进步等言行，源出倡导者所受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的精神源头在古希腊罗马文化，亦即古典学的研究范畴；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虽然有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的影响，甚至包括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但更大特点是有中国元素，是在不丧失中国原有文化认同的前提下，意欲实现中西会通，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晚清的“西学”，后来称“科学”；张之洞的“西政”，大抵就是后来说的“民主”，经陈独秀以“德先生”“赛先生”的特殊称谓推介普及，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遗产。这期间，所有参与新文化运动者对于旧文化的态度，按胡适的倡议，是要持“批判的态度”，具体表现在“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最终得到“再造文明”的结果。这无疑需要大批学者、文化精英们倍加努力才能实现。古典学通过对古代文化的追溯以恢复一种关于人的理想。这种理想从表面上看是古代人的，但实际上却属于现代人；所研究的人物从表面上看是古希腊或古罗马城邦中的公民，实际上却是现代城市中的市民。古典学研究拟通过将古人和古人生活理想化来反映现代人对一种更为完满的人类生活的向往和预期⑧。时至今日，这项探索有些找到了答案，有些还在争论⑨。

新文化运动的学术指归，体现在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钱穆等前辈大师的杰出成就中，他们的研究有着永恒的价值；而鲁迅的思想、观念更是留给后人的丰厚遗产

新文化100周年

“古典学”和“鲁迅学”——兼谈新文化运动的学术指归顾音海（1）

从科学的鲁迅到文学艺术的鲁迅乐融（9）

革命时代的白话文——从《白话》月刊说起李浩（20）

“脚的把戏”及其隐喻——以杨二嫂、爱姑为标本乔丽华（33）

鲁迅与拉丁化新文字施晓燕（53）

试析新文化运动发展中报刊的作用——以《申报》相关之《新青年》和《狂人日记》为例高方英（67）

“五四”时期鲁迅文学观与爱国主义思想的融合贾川琳（78）

鲁迅生平与作品研究

论鲁迅《野草》中的悖论艺术张艺斐（86）

《奔月》的现代品格与鲁迅的都市体验刘素绸（101）

复古的心情：《摩罗诗力说》词汇在笺注学及符号学意义上的考释——以“庄骚”为例（下）刘锐（113）

鲁迅的文学地理学思想赵献涛（123）

史料·辨证

早期左翼木刻展览与上海青年会之关系探微翟猛（131）

名人书简一束（六）裘士雄（141）

20世纪30年代中国留日学生的演剧活动再考——关于中华戏剧座谈会第一次公演的评论与中华国际戏剧协进会等[日]小谷一郎王建华译（155）

2005版《鲁迅全集》注释补正15则吴作桥（170）

杨可扬书简庄月江整理（177）

朱自清集外佚文述略金传胜（189）

鲁海漫谈

杨可扬藏书票初步统计分析王波（202）

19世纪20年代的中国社会理想——从《美的社会组织法》谈起北海（211）

从鲁迅文献著录看近现代文献整理沈亮（218）

鉴湖女侠的白话人生傅旭雨（225）

读书杂记

阐释与对话：鲁迅文学翻译文本研究——评王家平《〈鲁迅译文全集〉翻译状况与

文本研究》张素丽（231）

关于鲁迅作序跋的书之三顾农（241）

《阿Q剧本》述论陈元胜（249）

海外鲁研

朱耀燮小说中的上海——以《人力车夫》及《杀人》为中心[韩]金良守（258）

从“文学革命”的时代转换为“革命文学”的时代（下）——以冯乃超接受日本的大正生命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例[日]工藤贵正[日]吉田阳子译（275）

馆藏一斑

上海鲁迅纪念馆藏中国现代版画集初探仇志琴（294）

上海鲁迅纪念馆纪事和研究

浅析上海鲁迅纪念馆微信公众号传播绩效张阳（311）

材料与工艺对文创产品的重要性

——以上海鲁迅纪念馆为例张健（321）

编后（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