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绪论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人类究竟经历了什么？如果我们单纯地去阅读各种史料，那只能获知一些大概的事件陈述，但如何复现并解读人类的历史，仅靠阅读史料就显得十分单薄了。这就涉及一门特殊学科——史学。顾名思义，史学就是研究历史的科学，这是一门赋予史料以生命的科学，可以让后来者基于史料去解释和复现历史，以使人们更加接近历史的真相。进入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后，分析的历史哲学逐渐取代思辨的历史哲学在学术思想界成为主流，人们愈发关注历史思维与历史认识的本质，研究思路也不再局限于历史事实和过程的查究，这就决定了历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主导地位。
自20世纪起，不少中外学者对我国异彩纷呈的唐宋历史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研究，收获颇丰。在这个研究热潮中，唐宋历史观发挥了决定性的引导作用。这里将整体性地对20世纪的唐宋历史观进行回顾和分析，并基于此展开进一步研究。
一、日本学者的唐宋历史观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是最早基于历史观的立场对唐宋历史进行系统分析的学者，他于1910年在日本《历史与地理》第9卷第5号发表了一篇名为《概括的唐宋时代观》的文章，并就此提出了唐宋变革论。内藤湖南在文中对唐宋两个朝代的历史发展差异进行了精练的总结，并将之概括为七个方面。
第一，在政治方面，六朝至隋唐盛行贵族政治，但宋代则是君主独裁。
第二，唐宋两代人民的地位发生了显著变化。贵族当道时期，人民被视为蝼蚁，比如，唐代的租庸调制，强迫人民向政府提供生产成果、服力役、纳地租。但自唐代中叶以来，两税制逐渐稳定下来，以钱代替实物缴纳地租的形式，使一部分奴隶佃农得以从土地制度中解脱出来，可谓获得了一定的自由。
第三，贵族时代实行的九品中正法，使选举沦为贵族手中的游戏，何求公平？自科举制取代隋唐之初的开科取士以来，官吏选拔的机会均等性愈加明显。
第四，唐代党派以贵族为主，党争目的直指权力。宋代党派则从性质上发生了根本变化，朋党之争主要是为了不同的政治理想。
第五，在经济贸易上，唐代在使用货币之余，还常用绢布做交换，带有一定的实物经济特征。而宋代就是典型的货币经济了，绝少实物交换。
第六，学术性质变化明显。唐代经学重师法，疏不破注，写文章也非常注重强调形式，而宋代经学敢于疑古，盛行以己解经，写文章也更侧重于自由表达。
第七，艺术形式也以五代为分界表现出了明显差异。五代之前盛行传统风格的壁画，五代之后的水墨画则更热衷于自我意志的自由表达。还有音乐的变化也是显而易见的，唐代舞乐非常重视乐律的形式，到了宋代，通俗艺术与杂剧共兴共荣，艺术的层次开始降级，更富有平民趣味。
基于上述七点变化，内藤湖南得出了他的唐宋历史观：唐宋之际是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时期，中世于唐代结束，近世以宋代为开端。内藤湖南的唐宋历史观在日本学术界掀起了轩然大波，赞成者和反对者各执一词，相争不下，且由此开启了一场贯穿于20世纪唐宋史研究的大论争。
宫崎市定对内藤湖南的唐宋历史观表示极力赞同，且对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继承和发展。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宫崎市定提出东洋史也可以使用古代、中世和近世的三分法，每个时期都有相应的特征。他认为东洋古代的发展以统一为特征，这与春秋割据历经战国到秦汉建立统一帝国的形势相契合；中世以后，三国魏晋南北朝四分五裂，隋唐帝国的表面统一也被中唐割据所破坏，五代分裂更甚，这一阶段东洋也处于分裂期；自宋到明清，基本能够维持统一的格局，此乃近世，东洋也进入了再统一时期。
在东洋史的统一、分裂以及再统一的发展过程中，宫崎市定指出，交通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他还认为，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相继进入近世的顺序应当是西亚、东亚、西洋，东亚受西亚的影响进入近世，西洋则是在西亚、东亚的双重影响下才进入近世。
关于近世的变化与特征，宫崎市定将其概括为四个方面。
第一，社会经济发达。可以说，宋代开启了以运河为中心的商业时代，这一时期货币经济发达，农业生产明显地走向了商品化，都市坊市制几近衰落。当生产的分工化越来越突出，分工的需求也愈加旺盛。与此同时，庄园式的自给自足经济受商品货币经济的严厉冲击，中世庄园的部分隶农获得解放，佃户制由此兴起。何为佃户？佃户实质上是一种身份自由的农民与地主缔结的佃耕契约关系。伴随着社会经济形式的转变，财政政策也从中世单一的农业土地税转变成了近世的工商课利。如此种种，使得宋代的社会经济表现出明显的资本主义苗头，与中世社会迥然不同。
第二，君主权力更加集中。进入宋代以来，门阀贵族逐渐落幕，官僚士大夫阶层走上台前，科举制也彻底取代了九品中正制，这使得官僚阶层的主要成分变成了读书人。但是从经济角度来看，这些官僚也是地主或者资本家。与此同时，国家的管理运作变成了实际上的君主独裁。
第三，国民主义勃兴。长久以来，中国都是东亚的中心，周边各个民族的民族意识自唐代起就越来越鲜明，如突厥和回鹘都有自己的文字。到了宋代，辽、西夏以及金这些游牧民族，国民主义意识觉醒，都创造了自己的语言文字。此外，周边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呈现出鲜明的平等色彩，这也标志着近世的国民主义思想越来越普遍，此乃世界近世史的共同特征。
第四，文化艺术大解放。宋代是一个文化繁荣的时代，文学领域率先出现两个相反的取向，一方面古文复兴之势来势凶猛；另一方面则是挡不住的白话文学；绘画领域百花齐放，颇有一番文艺复兴的精神。总体来看，文学、美术、哲学、工艺以及自然科学，在宋代都获得了显著进步，近世文化也由此欣欣向荣。20世纪80年代，宫崎市定发表了《从部曲到佃户》一文，在汲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更加详细地解释了自己的看法。
第一，唐宋之际最重要的社会变化是贫民获得了解放。在唐代，贫民包括两个群体，分别是奴隶和部曲，部曲是介于奴隶和自由民之间的角色，比如西欧的农奴。自唐末五代起，战争纷纭，部曲获得解放成为佃户，又称“佃人”。从部曲上升为佃户，意味着相应的社会背景也发生了较大变动。宋代的佃户已经是完全的自由人，在与地主签订租田契约时，享有自主的选择权，庄园闭锁经济也因此而倒闭。
第二，宋代实施君主独裁政治，但其主张君主之下万民平等，此举与古代讲究的“身份制”颇为不符。尤其是贫民阶层的消失，标志着宋代的百姓更具有“人权”。从法律地位上来看，佃户确实不如地主，但对于第三人来说，双方地位是均等的。而在唐代，部曲的地位除了不如主人之外，与良民阶层相比也是处于劣势的。宋代的佃户虽然和地主存在身份差别，但等到田地退租后，他们就重新成为自由民。
第三，宋代并非真正实现了万民平等，还存在着一些“后进地带”，如柳田节子提出的荆湖南北路、四川等地的佃户，实际上备受欺凌，需要大地主的庇护，他们的身份与中世的部曲并无差别。宫崎市定对此意见表示接受，但也强调此种现象仅存于“后进地带”，不具有普遍性。
第四，中国并非没有农奴制，但其存在形态应当是均田制时代曾经出现过的庄园制。不过宋代往后的庄园，已经完全不同于西洋式庄园，其佃户也并非农奴。
第五，无论贵族、官僚抑或是富豪家族，自宋代以后便难以长久维持，这与六朝隋唐绵延不绝的贵族社会形态大不相同。宋代广泛实行“社会流动”，唯才是用成为近世社会的主要特征。
正如前文所言，有人支持内藤湖南的唐宋历史观，如宫崎市定，也有人反对内藤湖南的唐宋历史观，如前田直典、石母田等人。1948年，前田直典的《东亚古代的终结》一文发表在《历史》第1卷第4期，他在文中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内藤湖南的构想，他认为中国、朝鲜和日本的历史具有平行法，反对以唐中期为中世和宋代以后为近世社会的观点，指出古代终结于唐代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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