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17年卷）》：
继格以广州将军的身份掌管广东同文馆，任职期间积极推动新式教育机构的发展。在洋务运动初期，一位满族官员有此作为，是非常不易的。继格家族的崛起与步人中级官员的行列，都与接受传统儒家教育、经科举步人仕途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家族仕途的经验，使他对科举考试非常关注，如重视参加会试、顺天乡试士子的经费问题。在晚清社会变迁的浪潮中，他既是新式教育的推动者又是科举考试的支持者，显示了时代变革中其教育主张与实践的复杂性。
继格于同治四年出任国子监满祭酒，此时正是晚清政府兴办外语学校的初期。二十年后，他于光绪十年出任广州将军，掌有广东同文馆的实权。虽是由中央传统官学的掌管者变成新式学校的掌管者，但继格并没有如顽固派一样，对新式教育极力诋毁与抨击，而是具有一定实践新事物的能力。
相较于倭仁、张盛藻这两位高官对同文馆设置算学及向西人学习语言、技艺的态度来看，继格可谓先进者。他对于同文馆的洋教习没有诘难，对于所设算学没有反对，对于学生毕业后的出路也多是支持的，且在教学方式上注重学以致用。因此，从这些方面来说，继格即使曾是中央传统官学的祭酒，但在时代发展及社会现实背景中，在他所任职的地区所接触的事务上，对西方文化的观点与态度是变化与开放的。
继格虽在新旧教育之间有所偏颇，但对旗民两籍的生员招收没有限制，对新式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才没有压制，才为广东同文馆培养出如周自齐这样优秀的学生。他对外语教学和生员出身，并没有如同顽固派或满族高官一样带有偏见，而是在教育中实事求是地为教育、为生员履行自己的职责，这也是继格对新式教育的一大贡献。周自齐这位优秀的毕业生，不仅反映了广东同文馆的成就和影响，也改变了社会对外语的看法。周自齐的例子，让世人看到学习外语也可有所作为、有所成就，这凸显了继格在招收生员时没有区分旗民两籍，对生员一视同仁，对新式教育优秀毕业生积极举荐的重要性。
继格虽认同新式教育，并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在新旧教育同时面临困境时，继格优先解决的依然是传统教育问题，如为广东省举人、八旗子弟中的监生发商生息以筹取路费，却没有解决一个外语学校自创办起就因经费问题仅开设一门外语的困境。在掌管广东同文馆时，他更关注的是科举士子的应考路费问题，说明他视科举考试为正途，对新式教育的认同仅限于实际应用的范畴。
继格虽是在广东同文馆的招生上有所调整，但对生员的评价及出路仍不免落于俗套，如其评语多为“点画无讹”“文理平通”等。继格对学习成绩优异肄业生的奏请升阶，表现了其对士子出路的关注。外语学校相对国子监来说，其生员的出路是有保证的，而且掌握了一门新技能，在与外国交往频繁的城市定会受到重用，这也是继格所重视的。但他对生员无论是评语还是出路，皆是以科举考试的标准衡量并向其靠拢。如为毕业生奏请参加乡试，在中国传统的官职体系中予以升迁，并没有将毕业生输送到外事机构中，此种任用方式使生员难免再次落入旧体制窠臼。为毕业生选择旧式的科举出路，这与他任职国子监满祭酒时培养监生的模式大致相同，即铨选出任官职抑或通过科举中第后再进行选任官职。广东同文馆虽是新式的教育机构，但在毕业生出路的选择上却没有大的变革，这不仅是受时代、地域的局限，同时也是继格作为一个满族官员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了。而此时科举制度在清朝尚未动摇，在官员、士子追求科举功名的社会心理未能改变的状态下，管理者也只能让学生依附于科举，这也是为学堂的长久存在寻找一种依托，否则新式学堂在洋务初起期是难以维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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