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泽华（1935-2018），河北石家庄人，中国当代史学大家，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著名学者和思想家。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首届主任、“985工程”三期建设重点项目“中国思想与社会创新基地”主任，兼任国内多所高校客座教授及多个专业学会理事。开创了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王权主义反思学派”，亦即“刘泽华学派”，体现了当代中国学人的学术主体人格与史家风骨，在海内外史学界及政治学界享有盛誉。
　　代表作：
　　《先秦政治思想史》（1984）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1987）
　　《士人与社会（先秦卷）》（1988）
　　《士人与社会（秦汉魏晋南北朝卷）》（1992）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1992）
　　《中国政治思想史》三卷本（1996）
　　《中国的王权主义》（2000）
　　《洗耳斋文稿》（2003）
　　《王权思想论》（2006）
　　《中国政治思想史集》三卷本（2008）
　　《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九卷本（2014）

　　由天津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刘泽华全集（全十二卷）》，在众多南开师友、刘门弟子、家属及出版社领导、各位编辑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可以问世了。刘泽华，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史学家、南开大学荣誉教授，1935年2月出生，2018年5月8日病逝于美国西雅图，享年83岁。自1960年大学三年级破格留校任教后，刘先生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历史学院执教四十余载，直至2003年退休。刘先生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中国社会史中心主任等校内外多种重要学术职务，受聘于多家高校及科研单位并担任客座教授，退休后被授予“南开大学荣誉教授”称号。刘先生著作较多，理论观点自成一体，所提出的“王权支配社会”“王权主义是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脉”“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是一种‘阴阳组合结构”’等命题和论断，准确而深刻地把握住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实践的特点，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性，学术影响极大。
　　在几十年的教学与科研进程中，刘先生带起了一支专业素质较强的学术团队，以他的学术观点为灵魂，系统梳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脉络，找寻传统与现代政治理念间的异同，致力于剖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症结，具有鲜明的学术个性、敏锐的问题意识和强烈的现实关怀，被誉为“王权主义学派”或“刘泽华学派”。先生可谓是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鉴于刘泽华先生崇高的学术地位及其论著的重要理论价值，《刘泽华全集（全十二卷）》得以人选天津市重点出版项目。

　　《刘泽华全集：政治思想史论（一）》：
　　秦朝的灭亡，把法家也推到了被批判席上。不过实际的政治一点儿也离不开法家，汉朝的基本政治制度继承秦制，说明了法家的政治实用价值依然有效。汉初法家思想虽然遇到了危机，但仍有人在坚持、在思考，晁错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
　　晁错（公元前200-公元前154），颍川（今河南禹县）人，曾在轵从张恢学申商刑名之学，后又学《尚书》。晁错兼通法、儒，文帝、景帝时参与朝政。他为人聪明峭直，号称“智囊”，《汉书》本传载：“错所更令三十章，诸侯讙哗。”《汉书·艺文志》法家类有《晁错》三十一篇，《隋书·经籍志》载，梁时尚有《朝（晁）氏新书》三卷，但均已亡佚。现只能根据《史记》与《汉书》本传及一些佚言略做评述。
　　文帝在策问中提出“明于国家之大体，通于人事之终始”两个问题，寻求策对。晁错的策对获得文帝的赏识。晁错认为治国之大体和通人事在于配天地，顺人情。他说：“动静上配天，下顺地，中得人。”然后风调雨顺、民和，“此谓配天地，治国大体之功也”。
　　配天地是思想理论界的一个共同认识，中心是要求君主正确处理天、地、人三者的关系，这样才能保持人类与自然的平衡，才能保证人的自身生存条件不被干扰。
　　通人事则在于本人情，晁错把人情归结为四欲：“欲寿”“欲富”“欲安”“欲逸”。他说：“计安天下，莫不本于人情。人情莫不欲寿，三王生而不伤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节其力而不尽也。其为法令也，合于人情而后行之；其动众使民也，本于人事然后为之。取人以己，内恕及人。情之所恶，不以强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乐其政，归其德，望之若父母，从之若流水；百姓和亲，国家安宁，名位不失，施及后世。此明于人情终始之功也。”这种对人情的看法与法家是一致的。晁错主张一切法令和政事都要以人情为依据，但对法家又有修正，增加了儒家的调和剂，即“取人以己，内恕及人”。韩非等主张挑动人欲而利用之，晁错则主张承认人欲而有分寸地加以适应和引导。为政之忌是违反人情；如能顺人情，君主与天下之民就能取得和谐。在顺人情上，特别要注意民众的衣食和赏罚。
　　衣食是人生之本，应成为政治之首。“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晁错认为帝王的首要之责是使人民安定，《文选》中班孟坚《答宾戏》注引晁错《新书》说：“臣闻帝王之道，包之如海，养之如春。”帝王应像海一样，具有宽阔的胸怀；应该像春天一样，生养万物。在这里，又可看到晁错对法家的修正。法家要君临天下，但不讲海涵；讲利民而要威严，但不讲如春之和顺。显然，晁错是以儒术补法家之弊。为了保证衣食之源，他提出了重农贵粟和抑末的主张，在著名的《论贵粟疏》中批评了汉初重农抑商政策流于形式和口号，指出：“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不能只靠法令。人们是否务农，在于务农是否有利可图，如务农无利可图，靠行政命令是无济于事的。当今的情况便是这样，他说：“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为了使人们务农，必须从利着眼，实行贵粟政策。他建议实行以粟赎罪和输粟为官，粟贵而趋农，国家贮粟，既可以备荒，又可备战，所以他说：“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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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秦始皇神圣至上的皇帝观念：先秦政治文化的集成
第二章 秦始皇的帝王专制思想
第一节 皇帝至上理论的高度发展
第二节 皇帝极欲与重罚主义
第三节 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第三章 陆贾的通变政治思想：仁义与无为的结合
第一节 天人合策、统物通变与因世权行论
第二节 仁义与无为的结合
第三节 兴亡在君与道高于君

第四章 贾谊的崇仁尚礼和以民为本的治安论
第一节 论攻守之术和对汉初无为政治的批评
第二节 以礼定制：正名号、严等级、尊天子
第三节 以民为本：施仁义、行博爱
第四节 “道”重于权势以权势行“道

第五章 《礼记》的以礼、乐治国论
第一节 礼、乐的必然性与绝对性
第二节 礼、乐——社会制度、行为道德、认识情感一体化
第三节 君为心、民为体与君主专制主义
第四节 “大同”理想与“小康”之王制

第六章 晁错的尚法与重农战思想
第七章 《淮南子》的无为政治思想
第一节 黄老思想与汉初政治
第二节 《淮南子》的成书及其主旨
第三节 法自然与无私
第四节 顺时变法与礼法
第五节 顺人情与以民为本

第八章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与君主专制主义理论
第一节 神化皇权的天人合一论
第二节 维护封建制度的“合分”论
第三节 政治上应变的“经权”论
第四节 统治阶级两手政策的“德刑”论

第九章 《五经》崇拜与思维方式
第一节 “五经”神话
第二节 孔子神话
第三节 “五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后真理
第四节 经学化的思维方式

第十章 经学的在官与在野之争与儒学之分化
第一节 经学的在官与在野之争
第二节 官学内部的分化与儒学的多样化
第三节 皇帝裁定分歧和定是非
第四节 余论

第十一章 汉代政治中的儒家精神
第一节 孔子为汉家制度说
第二节 等级、朝仪、封禅、明堂与儒家的尊君思想
第三节 “《春秋》决狱”与儒家伦理道德刑法化
第四节 经义：政治的准则

第十二章 罪己诏中的政治调节观念
第一节 畏天崇圣与罪己诏
第二节 罪己诏与政策调整
第三节 罪己诏和帝王统治的正当与合理

第十三章 论汉代的炎黄观念与帝统和道统
第一节 理论上的炎黄观
第二节 帝王形象的塑造模式与帝统、道统
……

第十四章 汉代“纬书”中神、自然、人一体化的政治观念
第十五章 《白虎通义》神化王权与三纲五常的“国宪化”
第十六章 何晏贵自然与用名教
第十七章 王弼“名教出于自然”的政治哲学
第十八章 嵇康、阮籍”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政治观
第十九章 裴頠的崇有论和名教与无为相结合的政治思想
第二十章 郭象“存在即合理”：名教合于自然的政治思想
第二十一章 论贞观时期君臣的民本思想
第二十二章 孔颖达的道论与治道
第二十三章 从韩愈、柳宗元的表奏析君尊臣卑观念的普遍性
第二十四章 “理学”的圣人无我与圣王专制
第二十五章 论由传统政治观念向近代政治观念的转变
第二十六章 论从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变
第二十七章 论由崇圣观念向平等、自由观念的转变
第二十八章 近代社团政党与中国公民意识的培育
第二十九章 学会做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