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全球化问题研究》：
可见，全球化的主要矛盾即同质化和异质化之间的紧张关系，从文化哲学的立场上看，在全球化的初期即表现为文化相对主义与文化进化论之间的对立。文化进化论坚持了文化的时代性和统一性，反对阻碍文化发展的相对主义，但由此否定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否定不同文化的民族性，最终堕入了西方中心主义——为各种殖民主义提供了理论辩护。文化相对主义是一种文化价值多元论，它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和文化战略，消解西方的中心地位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全球化运动中，在构造一种“后中心性文化”过程中，文化相对主义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它否定文化在前进向度上的可比较性，从而否定了文化的整体发展，在全球化运动中，它往往发展成为以文化的民族性反对文化的时代性的文化民族主义，具有与现代化内涵中固有的文化时代性内容格格不入的文化保守主义性质。而且，文化相对主义只有积极的批判意义而无积极的建设意义：在全球化运动中，它缺乏积极的建设性理念，无法建立起一套具有建设性的、积极的全球文化互动规范。所以，必须建立一种新的文化观念和哲学理念，从哲学的高度综合文化进化论与文化相对主义，同时又扬弃和超越它们。我认为这一新的文化观念和哲学理念就是文化进步主义。
关于进步与进化的关系，学者们持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进化”与“变化”完全是同义词，所以，它的定义不包含进步概念；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进步应当是进化的实质。我认为前一个观点是正确的，但是肤浅的，它没有揭示进步与进化的本质区别。
在历史上，进步与进化最初曾具有相同的含义。在古希腊，它们蕴含于一种形而上学传统中，表现为一种超验的世界目的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学家认为世界的终极目的是“善”，整个世界的运动便是向着“善”的发展过程。这一超验主义传统几乎影响了整个西方哲学史。在近代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思想中，这一过程被具体规定为“绝对精神”的实现过程。然而，自文艺复兴运动开始，人们对中世纪“上帝”的消解，导致了一股世俗化、功利化趋向——它广泛影响了整个世界的现代化运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提出后，进化过程便从关于整个世界的形而上学的一般进步过程中分离出来，“进化”概念具备了自己独立的内涵。达尔文否定了以往人们赋予世界发展的理想主义和形而上学性质，把进化确定为经验意义上的生物对环境-的适应。文化进化论的创始人斯宾塞进一步把它明确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并把它引入文化领域。由此便可看出“进化”作为一个哲学范畴之区别于“进步”范畴的独特内涵。与此同时，进步主义的某些合理内容则为一些对人类怀有极大的伦理热情和道德关切的思想家所发扬，如马克思、H.马尔库塞、E.弗洛姆、L.T.霍布豪斯等。他们在历史进步的信念支配下，对人类未来的理想社会、人类自由的实现进行了构想，并以此规范人类现实的历史进程。应当指出的是，尽管文化进化论者常把马克思引为先驱，但马克思实际上从来不是一个文化进化论者，而是一个地道的文化进步主义者。
文化进步主义与文化进化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首先，进化是一个经验概念，文化进化论是关于文化的经验说明，缺乏对文化之深层的价值思考；而进步则不可避免地带有超经验的人道主义和道德判断性质，文化进步主义是对文化之深层意义的阐释，属于文化形而上学范域。其次，文化进化论衡量文化发展的标准是狭隘功利主义的，如对环境的适应程度、资源利用水平等；文化进步主义则坚持社会发展的全面性及文化对环境的超越性，坚持一种全面的衡量尺度——它既是物质的、功利的，又是伦理的、审美的。最后，在文化理想上，文化进化论坚持把西方文化设定为理想的核心，把文化的进化看作一个泛西方化过程；而文化进步主义则坚持一种文化世界主义理想，这种理想认为，通过文化的涵化、融合和重组，一种涵盖所有文化的“超文化”类型——“世界文化”的产生是可能的，“世界文化”是包含特殊的普遍，它既容纳了不同的文化类型，同时又以人类普遍的、永恒的价值作为理想的核心统一人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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