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舸，中央党校党建部副教授，党建原理教研室副主任，长期致力于国企党建和党建理论研究。主持多项g家级和省部级课题研究，在《中共党史研究》《开放时代》《社会》《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公共管理学报》等权威及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五十余篇，向中央提交过多份国企党建、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的内参报告，获得过 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多位中央领导同志批示。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 是中国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 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 是中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采取一系列改革举措大力推进国企党的建设，并在党的十九大上系统修改党章，提出了“国有企业党委（党组）发挥领导作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依照规定讨论和决定企业重大事项。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中党的基层组织，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开展工作”的新时代国企党建总体要求。本书以中央精神为统领，基于丰富的国企党建实践案例，系统探讨和阐释了“领导作用”、“讨论前置”、党风廉政建设、群众工作、“管资本改革”与“混改”中的国企党建以及境外国企党建等关键问题，还就相关问题提供了对策性建议和制度设计方案。与过往研究相比，本书立足党的十九大精神，重在探索新时代的新问题、新要求、新做法，对当下的国企党建工作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新时代国有企业党建理论与实践创新》书摘

    P4-5

    十八大以来，在对国有企业的政治属性的认识上，党的理论也有了明显的进展。具体来说，虽然在我们党的理论根源上，一直都肯定国有企业的政治属性。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上一轮国有企业改革开启后的二十多年中，中央文件中极少提及国有企业的政治属性，一般只是从经济角度强调国有企业的作用和意义。一段时期内，关于国有企业定位的模糊表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党在当时的改革过程中对相关问题处于探索阶段，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的认识不够充分。十八大以来，在三十多年国有企业改革经验积淀的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这一问题形成了清晰、系统的认识，中国特色国有企业理论在基本框架上得到了根本完善。

    从党的理论发展历程看，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对国有企业的总体表述是：“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强调的依然是国有企业的经济作用。2015年8月24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则时隔多年再一次明确指出了国有企业的政治意义，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已有的表述“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之后，《指导意见》又紧跟着写道：“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

    不过，在2015年时，对这一问题的理论表述还未完全明确。在一个月后（9月20日）颁布的《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 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国有企业的总体表述又变回了“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因此，当时理论界、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问题还有一些分歧，不同文章中使用的表述各不相同。此后，2015年11月23日，在中央政治局听取对55家国企巡视的汇报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有企业不仅是党执政的重要经济基础，更是党执政的政治基础。” 但是，这段讲话在当时并没有向全社会公布。直到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一锤定音：“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党内由此在国有企业理论和实践上达成了共识，在主流媒体和官方网站上发表的理论文章关于国有企业的表述均统一为“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当然，网络上仍然还是有很多杂音，毕竟“私有化”“去国有化”“去主导化”等错误思想言论都还有一定市场）。

P58-59

    国有企业党委（党组）发挥把关定向作用关键是把好决策的政治关，在“讨论前置”程序下，党委（党组）会可以以政治方面理由，按照“一人一票”表决规则，形成对“三重一大”决策方案的否决意见。

    具体来说，“三重一大”决策可以被分为生产经营和选人用人两类。在生产经营方面，党组织可以基于以下理由行使否决权：①不符合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②不符合省委、市委（如果是地方国企）、集团公司的战略规划；③存在重大廉政风险；④可能造成不良政治影响、社会影响或者对生态环境的潜在破坏。

    对此，我们运用实例进一步阐释。审计署报告显示，“非主业投资失误”是国有企业经常出现的一类亏损，其中既有不合理的海外并购，也有挪用生产资金买理财产品吃利息（结果事与愿违）。为此，国资委先后出台了许多规定严控“非主业投资”，如《中央企业投资监督管理办法》和《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办法》，要求央企一般“不得从事非主业投资”。但是，这些规定依靠国资委以及审计署、纪检部门等外部监管来落实的效果并不好。原因在于，第一，国资委与国有企业是委托监管关系，而非行政隶属关系 ，国资委事实上并没有足够权威在国有企业中推行它的全部规定。第二，对外部监管者来说，企业经营常常是黑箱状态。出了问题，事后介入比较容易，但这时已经造成了损失。更有效的事前监督、决策监督却是外部监管鞭长莫及的领域。这就需要企业党组织在“讨论前置”环节充分发挥作用，做好内部监督、事前监督、决策监督。

导 论

一、国有企业党建的重要作用与深远意义

二、全书框架

第一章 国有企业党建的历史沿革

一、计划经济时期的国有企业党建模式

二、新时期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变迁

第二章 新定位：“国有企业党委（党组）发挥领导作用”

一、不可混淆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与“党委（党组）发挥领导作用”

二、党实现对国有企业组织领导的三条路径

三、“政治核心”到“领导作用”的演变历程

四、国有企业两类党组织的不同作用

第三章 讨论前置：国有企业党组织如何内嵌公司治理结构？

一、历史脉络与研究问题

二、“讨论前置”的实践困境和制度目标

三、“讨论前置”的制度设计

四、“讨论前置”对国企改革和国企党建的宏观意义

第四章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一、国有企业的腐败问题与反腐败斗争现状

二、近年来私营企业卓有成效的反腐败斗争

三、做实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三条途径

第五章 加强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

一、组织覆盖与队伍建设

二、党组织要成为能让人进步的地方

三、搞好党建活动

四、促进劳资和谐，共谋企业发展

第六章 探索混合所有制企业党建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

二、三个典型案例

三、混合所有制改革带给国有企业党建的机遇与挑战

四、对发展方向和破解途径的思考

第七章 国有企业境外党建的创新、不足及展望

一、“使领馆党委——国有企业境外党支部”模式

二、“境内党支部——境外党小组 / 党员”模式

三、“境外项目党建”模式

四、“境外独立党组织体系”模式

五、对四种模式的综合评价和改进途径

六、展望：国有企业境外党建助推“一带一路”倡议

附录一／189

附录二／203

附录三／208

附录四／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