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视野下的难侨救助问题研究》：
袁世凯败亡后，讨袁的理由自然消失，护国战争随之结束，中国又在形式上恢复了统一。不过，由于军阀专政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中国很快重新陷入分裂与动荡之中。袁世凯死后，再无法找到一位军事强人能够取而代之、统率当时中国实力最强的军事集团，北洋军阀遂逐渐分裂为三大派系：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和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直系以冯国璋坐镇的南京为核心，控制着长江流域的江苏、江西、湖北等富庶省份；奉系则以关外的东北三省自成体系，独霸一隅；皖系不仅控制着福建、浙江、安徽、山东、陕西等南北数省，而且在袁世凯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掌控着北京中央政府的实权，其代表人物段祺瑞曾三次出任国务总理。在第一次担任国务总理期间，段祺瑞与大总统黎元洪在诸多问题上发生了矛盾，出现“府（总统府）院（国务院）之争”。
“府院之争”表面上是总统与总理之间的权力斗争，实际上却包含着南方地方实力派与北洋军阀、商榷系与研究系、美国与日本等多组利益体之间的矛盾。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自恃背后有庞大的北洋军事集团作支撑，行事无所顾忌，致使黎元洪的大总统之位形同虚设。为了制衡北洋军阀，维护自己有限的权力，黎元洪对内争取南方地方实力派和前国民党人为其撑腰，对外寻求美国的支持。南方地方实力派，从广义上讲主要包括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广东、湖南六省的军事派系集团，它们实力相对较弱，内部也经常难以团结一致，却是当时国内唯一能够与北洋军阀叫板的军事力量。护国战争后，南方地方实力派名义上接受北京中央政府节制，实际上仍是各自为政。在段祺瑞把持中央政府权力的情况下，南方地方实力派一时难以有所作为，只能通过暗中支持黎元洪来对抗北洋派系。“府院之争”在国会中的表现，就是商榷系与研究系的针锋相对。商榷系，即宪法商榷会，是由部分原国民党人分化、重组而来的，以大总统黎元洪为支持对象；研究系，即宪法研究会，其成员大多来自原进步党，是段祺瑞在国会中依赖的主要力量。两派的争斗纠缠，不但没有为中国带来民主政治的新气象，反而使国会沦为政客、军阀角力的场所。
1917年初，中国是否参战的问题被提出来以后，府院之间的矛盾更趋激化。1914年，日本对驻扎在山东的德军发动进攻，袁世凯政府即仿效清廷在日俄战争中的做法，宣布中立。1917年2月，美国与德国断交后，一方面积极准备对德作战，一方面通过驻华公使芮恩施游说中国政府参战，试图以此拉近中美关系，使美国在加入欧战以后仍能在中国保持强大影响力。日本在了解美国的动作和意图以后，很。陕作出应对之策：一是转变原先反对的立场，大力主张中国参战；二是主动向北京中央政府提供参战经费支持；三是先后与英、俄、法、意等四国暗中达成谅解，得到了各国在战后媾和会议上支持日本继续独霸中国山东的承诺。日本的种种举动反过来使美国意识到：中国参战不仅不能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而且将会使美国在美、日远东角逐中陷入更为被动的地位。有鉴于此，美国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开始极力反对中国参战。在北京中央政府方面，总理段祺瑞意图以参战之名，获取日本的财政和军事支持，行壮大皖系力量之实；总统黎元洪则倚仗商榷系议员撑腰和美国的支持，对参战一事进行百般抵制。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张勋借进京调停之机，导演了一场清室复辟（1917年7月1日至12日）的丑剧。不过，复辟势力在段祺瑞组织的“讨逆军”的进攻下，很快土崩瓦解。张勋复辟失败以后，“府院之争”也随之成为历史，黎元洪暂时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段祺瑞则以“再造共和”的功臣自居，指挥皖系控制了北京中央政府的实权。
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在重掌北京政权之后，为巩固自身地位，维护既得利益，对外加紧与日本勾结，对内利用政客集团，解散旧国会、改选大总统。1917-1918年，段祺瑞政权先后向日本借款3亿多日元。这些借款绝大部分都被用于争权夺利的国内政治斗争，仅编练“参战军”和购买军械就花去了5200多万日元。①这支从未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军”，实际上成为只听命于段祺瑞的派系武装。在得到日本财力支持的同时，段祺瑞政权也把大量的中国权益拱手让给日本，如胶济铁路“归中日两国合办经营”等。②1918年5月，段祺瑞政权还与日本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为日军进驻东北打开了方便之门。在国内方面，段祺瑞二次出任国务总理后，力主废弃旧国会，意图从国会改选人手，步步为营，排除异己，树立皖系和其本人的绝对权威。为达到目的，段祺瑞先是与研究系合作，后又完全倚重于安福系，通过政客集团的运作，最终组建了所谓的“安福国会”。1918年10月，在段祺瑞的授意下，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将直系头目冯国璋、曹锟排斥在最高权力之外，段祺瑞本人则退居幕后，通过皖系势力继续操纵北京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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