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俄罗斯 欧亚研究（2018-2019）》：
（三）强化务实合作，促进战略对接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期，中俄经济合作长期徘徊于低水平线上，难以实现突破性进展，这与俄罗斯社会盛行的“中国扩张论”有密切联系。一些俄罗斯精英和民众对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合作颇有顾虑，一方面担心俄罗斯会变成中国的“资源附庸”；另一方面，害怕大量的中国商品涌人并冲垮俄罗斯的民族企业。中俄经贸关系面临的这一严峻问题同俄罗斯人对中国缺乏信任及恐华心态有着直接关系。
俄罗斯政府在对华能源合作方面的态度就是很好的例子。中俄早在1994年就开始磋商从俄罗斯修建对华供油管道的项目，但由于一些俄罗斯精英担心俄将沦为向中国提供廉价自然资源的“附庸”，强调俄罗斯并不想做中国的“原材料基地”，而导致俄罗斯当局长期拖延并几经修改输油管线走向（从“安大线”到“安纳线”再到“泰纳线”），反映出俄罗斯对自身利益的多番权衡。2003年5月，《中俄原油管道原油长期购销合同》最终得以签订，中俄计划联合修建自俄罗斯安加尔斯克到中国大庆长达2400多公里的输油管道。然而，由于日本的介入及俄罗斯国内某些势力的反对，该合作项目的谈判过程一波三折。俄罗斯持“中国威胁论”者及俄罗斯东部地方政府曾向国家杜马提交一份议案，主张将这条输油管道经由俄罗斯远东境内通抵太平洋沿岸，导致该项目最终搁浅。直到2009年俄罗斯深陷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向俄罗斯提供250亿美元贷款，俄罗斯才正式决定修建对华供油管道（自2011年起每年对华供应30万桶原油，为期20年）。该事件表明，俄罗斯对中国及中国人缺乏信任是中俄经贸关系实现突破性进展的重要障碍。
此外，中俄劳务合作也步履艰难。，事实上，俄罗斯地广人稀，劳动力短缺，而中国劳动力尚有富余，两国在这一领域的合作有着很强的互补性，合作潜力巨大。苏联解体后，中俄关系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往日益增多。在这一背景下，一些俄罗斯媒体借机大肆炒作，称在俄罗斯的中国人多达200万-500万人（事实上，根据俄罗斯统计数据，直到2004年在俄长期居住的中国公民总数不超过15万-20万人）。许多俄罗斯专家认为，邀请中国劳务进入西伯利亚和远东荒废的农业领域或处于萧条中的俄罗斯城市是“极其危险的”。少数俄罗斯政治势力甚至将所谓的“中国移民”视为洪水猛兽，借“黄祸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这些声音都对中俄劳务合作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近年来，俄罗斯在引进外国劳动力方面实行配额制度，每年由俄罗斯联邦卫生和社会发展部根据用人企业上报的计划来确定额度。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俄罗斯引进外国劳动力配额逐年大幅缩减，特别是远东地区针对中国劳工的配额限制越来越多。这为中俄在该地区的合作制造了不小的人为阻碍。
在边境合作方面，中俄也产生过因互信不足而流产的教训。早在1993年，吉林省就提出参与建设和开发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扎鲁比诺港。为此中方准备投资6.1亿美元发展珲春基础设置，通过修建至扎鲁比诺港的铁路建立国际运输走廊。这一项目对中俄双方均有利可图：吉林省需要通向日本的出海口，物流可从大连转向扎鲁比诺港，不仅能够节省费用，还能缓解中国铁路的压力。对俄而言，如果不吸引中国外贸巨大的过境物流，置于西伯利亚大铁路之外的扎鲁比诺港就会继续处境艰难。然而直到2002年11月，扎鲁比诺港务局和吉林省图们江开发办公室才进入第一轮磋商。中方提出长期承租该港口49年的建议，立即引起俄方疑虑而遭到拒绝。尽管中方提议与俄罗斯法律并不违背，但这一极有前景的项目一度搁浅。这一教训说明，政治心理因素在中俄经济合作中仍是重要的变量。中方的诚信、热情和慷慨解襄不但无助于促成合作，反而导致俄方多余的顾虑。从根本上说，这一问题还是源于俄罗斯精英阶层尚未建立起对中国的信任感。中俄务实合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条件下曲折向前发展的。
近十年来，得益于人文合作不断深化推进，中俄两国民心日益交融，互信逐步提升，“中国威胁论”逐渐在俄罗斯丧失市场，两国务实合作也在此基础上渐入佳境，迎来大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中俄双边贸易额快速攀升，从2000年的80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950亿美元，增长近12倍，双方正致力于在2020年前将双边贸易额提高到2000亿美元。两国在能源、科技、金融、地方等重点领域相继实施了一批大项目，务实合作正向纵深推进，质量和规模协调发展。中俄关系的物质纽带日益牢固，务实合作正成为两国实现共同发展振兴不可或缺的促进因素。2013年秋，习近平主席与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会晤时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2015年，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签署了两国《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多年中俄人文合作的积淀为促成这一重大战略对接成果贡献了积极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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