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越邦交关系研究》：
郑松为了巩固对安南政权的操控，对阮潢等在推翻莫氏的过程中立下战功的大臣进行迫害，许多官员对其所作所为，越发不满，黎氏政权内部的分化日益加剧。万历二十八年（1600）五月，太尉端国公阮潢与蓟郡公潘彦、榭郡公吴廷峨、美郡公裴文奎等密谋造反不成，潘、吴、裴三人逃脱归附于高平莫氏，对抗郑氏，而阮潢也乘机率部潜回顺化。①面对来自内部的压力，郑松害怕四面受敌，挟黎敬宗南撤回清化。此时莫氏乘机攻进升龙，并短暂移驻于此。郑松到清化后，一是派官员前往安抚阮潢，稳定后方，二是组织水陆大军北上，平定了叛乱，驱逐莫氏，重新夺回升龙。万历二十九年（1601）八月，黎敬宗返回升龙后，与郑松的矛盾更为激烈。适逢郑氏二子郑椿与郑梉争权，黎敬宗乘机联合郑椿，试图暗杀郑松，后事情败露，反遭逼害。郑松逼死黎敬宗后，立皇子黎维祺为帝，史称黎神宗。
阮潢回到顺化后，表面上仍顺从黎氏，但实际上正暗中积蓄力量，准备与北方黎氏抗衡。万历四十一年（1613），阮潢于临终之际，嘱其第六子阮福源日：“今顺广之地，北有横山、灵江，南有海云山与碑山，实乃天赐英雄用武之地也。故宜爱抚人民，训练士卒，以建万世之基业。”郑松去世后，阮福源对众将说：“我欲乘此机会大举义兵以扶黎帝，但伐人之丧不仁，乘人之危不武，况我与郑有姻亲之义，莫若先使致赠以觇其势，然后徐为计耳。”②随着阮氏在南方独立势力的加强，在安南形成了莫、黎、阮三家分治的局势。而此时明朝为了应付国内骚动与北方女真的威胁，对安南的事务基本由两广地方官处理，而且目标只是维持边境的稳定，对安南内部事务并不干预。因此黎氏可以专志于国内政局。
在“三家分治”的政局下，黎朝只能实行重内轻外的政策。对与明朝的关系，黎氏保持若即若离的状态，朝贡方面基本是两贡并进，甚至有三贡合一贡的现象。自万历二十五年（1597）冯克宽入贡请封后，黎氏入贡的年份有万历三十四年（补万历二十八年、万历三十一年）、万历四十一年（补万历三十七年）、天启元年（补万历四十四年）、天启六年（补天启三年）、崇祯三年、崇祯十年（补崇祯七年）。虽然在理论上中兴黎朝对明朝仍然奉行“三年一贡”，但进贡并不积极（出现了明朝多次派人前往催贡的情况），有时甚至对明朝产生不恭的心态，如崇祯三年（1630）十月，明朝遣使催贡，郑氏赐宴于东河津，“王亲诣讲武楼，旋陈贡物，使明使观之，因于水岸盛张船艘象马，振耀兵威，示以强盛之意”。在国内则实施“南防北剿”政策。黎氏收复升龙后，对南方阮氏，藉着姻亲关系，容忍其军备的积蓄，集中军力对莫氏进行围剿。万历三十年（1602）四月，俘虏惠武王，并槛送京师斩之。万历四十年（1612）黎氏在天健山俘获莫氏的萧国公。次年又击败莫氏的军队，控制了安广地区。万历四十六年（1618）三月，黎军于武崖一带再败莫敬宽等。天启二年、三年（1622、1623）黎军已入据高平地区清剿莫氏的残兵。天启三年（1623）六月，黎氏内部因权力再分配而引发内斗，郑椿叛乱，郑梉挟帝南撤清化，升龙一度空虚，莫敬宽乘机召集残兵，一时间“乌合响应者，殆以万数”，莫敬宽很快占据升龙。八月，黎军组织反攻，击退莫敬宽。经过短暂的调整，天启五年（1625）黎军大举进攻高平，俘虏了莫敬恭，并送还京师诛之；莫敬宽先是逃入明朝边境，最终还是不得不派人向黎氏投诚。黎氏于是废除莫氏的年号，封莫敬宽为太尉通国公，但仍驻守高平，奉黎朝为正朔，“世守一方，永为藩辅”。
黎氏很清楚，莫氏“阳虽称善，阴实狡谋”，“虽彼革面，未能回心”，其归顺也只是缓兵之计。为什么黎氏还要答应将其安插于高平，留下祸根呢？当时黎氏已经感到，莫氏虽不能彻底消灭，但经过多年的征剿，其残余力量已不能对黎氏政权构成严重威胁。相反，南方的阮氏则趁黎、莫相争，无暇南顾之机，积粮练兵，日渐坐大，成为黎氏政权的最大威胁。因此，黎氏有必要调整其政略，由“南防北剿”变为“北和南征”。此时莫敬宽示意归顺，为其战略的转移提供条件，所以即使莫氏要求继续驻守高平，黎氏虽不情愿，但迫于形势，只能屈从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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