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比分析研究美国和加拿大智库的经历，以*新的数据和图表作为佐证，探讨评估智库以不同方式在不同阶段对政策制定和形成政策制定环境的影响力和作用。
一、智库分类
一些智库研究专家对我们理解智库的诞生，以及影响智库发展的很多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作出了重要贡献。詹姆斯探索美国智库的著作《思想掮客: 智库和新型政策精英的崛起》，托马斯·马德维兹(Thomas Medvetz)最近对美国智库的研究《美国智库》，以及由我和我的同事斯蒂芬·布鲁克斯(Stephen Brooks)和新华合编的《智库、外交政策和地缘政治》一书，重点介绍了几个不同国家的智库。这些研究只是三个例子，可有助于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的学生及从业者更好地理解智库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一些基本的问题仍没有解决。首先，智库的定义性特征是什么？他们与形形色色设法进入决策共同体的组织(包括利益团体)之间的不同之处在哪里？他们的主要功能是什么？为了研究他们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参与情况，需要设计哪些概念框架？
对于那些想要准确描述这一类风格越来越迥异的组织的人们来说，怎样定义智库已经成为一个长期困扰他们的问题。肯特·威佛(R. Kent Weaver)和詹姆斯·麦甘承认，虽然智库最早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但是这个词指的是国防科学家和军事参谋人员在一起谋划军事战略的安全性很高的房间或环境。后来，“智库”一词用来描述专注于政策研究的几种不同类型的组织。随之，出现了几种不同类型的智库。
我们很难给这些种类不同的组织找到一个统一的定义，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对怎么才算是一个智库众说纷纭。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定义大学和行业工会这类积极从事研究和分析的组织，对什么是智库，以及智库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却莫衷一是。有人说，“智库”一词指的是，由一些专注于研究政治、经济重要课题的高级专家建立的资金充足的大型机构。这样看来，在美国，只有被奉为华盛顿精英智库的布鲁金斯学会这一偶像级机构和兰德公司、国家经济研究局、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以及城市研究院可以满足这些条件。在加拿大，满足这些条件的机构可能会更少，加拿大会议委员会、国际治理创新中心等，可能还有一两个吧。如果这样定义智库的话，那么其他数十个虽然知名度不高，但是也从事正规研究和分析的机构就会被漏掉，或是被误认为是其他性质的机构。相比之下，如果智库过于广泛，就可能涵盖目标更为邪恶的组织，例如由理查德·斯宾塞(Richard Spencer)领导的国家政策研究所，它是极右翼的典型代表，斯宾塞和他的同事及追随者仍然致力于保护美国白人社会。在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NPI因对唐纳德·特朗普的支持而获得了广泛关注。2017年3月，美国国税局撤销了NPI作为501C.3慈善组织的免税地位——美国大多数智库持有这一称号。
苦苦探讨智库的定义之后，大多数学者终于承认，根本不存在统一模式的智库。麦甘在竭力定义智库时说:“我看到后就知道它是不是。”智库是这样一种规模不等的实体，它既可以由一两个人组成，也可以拥有几百位员工和研究人员。这些智库中，有的预算仅有一两千美元，而有的预算高达几百万美元。换句话说，智库可以像兰德公司那样，跻身美国声名显赫的外交和国防政策研究机构，握有超过3亿美元的年度预算，在加利福尼亚的圣塔蒙尼卡寸土寸金的海滨拥有自己的豪华办公楼，或是像总部位于多伦多的麦肯齐研究所只有几个员工，其预算勉强超过20万美元。
在专业领域、研究输出、意识导向和机构的独立性等方面，不同的智库同样存在着巨大差异。一些智库隶属于大学的科系，不得不靠大学的资源来维持研究工作。加拿大国防部的军事与战略研究计划——现在更名为战略国防论坛认为，建立在加拿大的几十个大学里的各种国防与外交政策中心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还有一些智库由政府内部运作，包括美国国会研究局和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但是这里重点还是讲那些独立的公共智库，也就是那些运作方式类似于私人企业，但其最终效果(bottom line)不是以利润来衡量，而是看他们对政策思想的影响。我们之所以重点讲述这一类型的智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生存较少依赖立法者是否愿意支持他们的运作(虽然很多智库非常依赖政府资助)，也不依赖于学术部门的资金支持。作为独立的政策分析中心，他们是否能够生存并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他们的董事和员工推销和推广思想的能力。
虽然智库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但也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他们一般都是专注于公共政策研究的非营利性、无党派组织。加拿大和美国的绝大多数智库分别根据《所得税法》和《国内税法》注册为非营利的免税组织。他们通过申请成立一个面向公众宣传各种政策的教育组织，从而取得建立非营利机构的资格。为了获得免税资格，他们还不得支持任何政治派别。换句话说，虽然法律不限制加拿大和美国的智库在这种政策问题上有自己的立场——很多智库确实在一些政治问题上有自己的立场——但是他们不能公开支持或反对任何一个政党，而且游说政府的预算支出不能超过法律规定的比例。虽然智库可以采纳他们想采纳的任何意识导向，可以向任何愿意接受他们建议的任何政治候选人或在职者提供建议，但他们必须遵守相关法律。
智库与政策制定共同体中的其他各组织之间的一个传统区别是，智库强调研究和分析。虽然并不是所有智库都一样重视学术研究或在这方面投入相当数量的资源，但是对很多智库来说，这仍然是他们存在的理由。开始的时候，人们一直以为智库就是为解决最为迫切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而建立的思想工厂(idea factories)或智囊组织，但对当代智库进行研究之后我们发现，这种看法值得商榷。
二、 智库的职责
在20世纪初的进步时代，美国的主要实业家和慈善家，包括苏格兰裔美国钢铁大亨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圣路易斯商人罗伯特·布鲁金斯(Robert Brookings)和美国第31任总统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就意识到召集一批能够将专业特长运用于影响公共政策问题的出色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数学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建立某种机构的重要性。卡内基、布鲁金斯和胡佛研究所相信，正如芝加哥赫尔馆(Hull House)的创始人简·亚当斯(Jane Addams)做的一样，建议形成这样一种环境，即让大学教师从教学任务的纷扰中解脱出来，集中全部精力研究与公共政策相关的问题，这样，智库就能够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极其必要的作用。美国政治制度的一些体制特征，包括总统选举后数千名高级公务员留下的空缺，为智库提高见解和专业知识提供了充分的机会。
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等几个智库成立了，其职责是为政府提高决策质量。这些早期的智库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让人们形成了这样的认知:智库就是一种专注于研究和分析的客观的、政治上中立的组织。但近年来随着很多政策研究机构对推销思想、循环利用思想的重视多于思想开发，人们对智库的上述看法已经开始值得推敲。事实上，当传统基金会、美国企业研究所、弗雷泽研究所和加拿大另类政策中心等机构开始将政策倡导和政策研究相结合时，智库与其他类型的非政府组织(比如致力于改善公共政策的利益团体)之间的界限就越来越模糊了。
将智库，尤其是那些倾向于政策倡导的智库与利益团体之间的对比并非是完全多此一举。毕竟，利益团体用来向政府传递其关切问题的很多策略，包括准备和发布研究成果、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在电视或广播上做访谈、约见政策制定者并邀请他们在学术会议或工作坊演讲、向议会陈述观点，也往往是智库运用的策略。而且，像利益团体一样，慈善组织和智库为了吸引更多资金，也吸收知名人士的加入。这样的智库为数不多，位于风景如画的斯坦福大学校园的胡佛研究所就是其中一个。被纳入其内部专家名单的知名人物有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乔治·布什的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前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还有在布什政府组建班子时期担任国防部长的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离开五角大楼之后不久也被聘请到这家研究所。
虽然智库和利益团体存在很多相似之处，两者之间也有一些本质的差别。首先，虽然智库竭力迎合尽量多的选民，但是与大多数利益团体不同的是，他们不会专门为某一特定选区的选民说话。比如，传统基金会一般都会支持美国人携带枪支的权利(这是一项受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保护的公民权利)，但是该基金会却不替美国的枪支所有者说话。真正替枪支所有者说话的是美国步枪协会，这是美国最为激进的一个利益团体，也是枪支管制立法有力的反对者。其次，利益团体的主要目标不是推进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虽然个别利益团体确实为此投入了相当数量的资源)，而是推动当选政府领导能够制定符合他们利益的政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利益团体和政治行动委员会会向参加竞选的政党、现任执政党和支持他们利益的党派捐款。相对而言，智库受法律限制，不能支持或反对任何一个候选人，也不能捐助政治党派或候选人。但他们可以用其他方式贡献他们的专长，比如与现任领导或渴望在竞选中获胜的候选人谈论各种内政外交政策问题。
随着智库越来越重视推销思想，利益团体对打造强大研究能力的投入越来越大，两者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虽然如此，需要切记的是，智库做的很多工作让他们在很多方面与其他机构泾渭分明。现在，我就来讲讲这一点。
智库的动机和优先考虑事项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很显然，智库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帮助教育政策制定者和公众——更不要说私营部门、非营利部门和第三部门——向人们宣传紧迫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作为教育者，智库必须利用各方面的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向广大目标受众传播他们的观点和关切的问题。就像教师要设法塑造学生的智力一样，智库要积极设法塑造公共舆论、政策偏好和领导者的选择。一些智库在这方面做得有声有色。
智库经常执行教育任务。有时，他们作为学者共同体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沟通渠道，扮演经纪人的角色。在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智库采用清晰易懂的方式向政府官员及其员工宣传他们的发现。有时候，他们还会为政策制定者、学者以及私营部门提供一个讨论共同关注的问题的论坛。有几个智库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其中包括公共政策论坛和加拿大2020这两个位于渥太华的组织。智库的其他重要相关职能还有外展服务和咨询服务。为了和公众、政策制定者分享他们的思想，为政策的相关者发现更多可能影响他们利益的地方，智库经常举办会议进行讨论。前面讲到，一些智库还接受政府和私营部门的委托，为他们进行相关的调研工作。
对于很多智库来说，身处于教育和研究领域并不意味着他们应该或必须避免在政策问题上有自己的立场，或是不能倡导某一套价值观、信仰或原则。相反，他们的宗旨是认真实施一系列目标。这些目标可能是支持维护自由市场原则，如传统基金会、美国企业研究所、弗雷泽研究所、蒙特利尔经济研究所、大西洋市场研究所、贺维学会，或者是促进有关贫困和社会政策的公众讨论(如位于渥太华的卡利登社会政策研究所)。智库研究学者面临的问题不是智库是否专注于政策研究或政治倡导，而是他们在这两方面的强调程度如何。通过更好地理解智库的优先考虑事项(这一点可以通过分析他们预算的分配情况来获得大致了解)，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他们传递思想所运用的战略。
致谢
译丛总序
译者序
引言
第一章 美国和加拿大智库图景概述
一、 美国和加拿大的智库分类
二、 智库类型学的局限性
三、 美国和加拿大智库的演变
四、 美国和加拿大精选智库简介
五、 加拿大精选智库简介
第二章 怎样认识智库：概念框架
一、 作为政策精英阶层的智库
二、 多元传统：众多声音中的一种
三、 为了国家利益：国家主义角度
四、 不同智库，重点不一：从机构自身的角度
五、 政策周期和政策影响：一种整体分析的方法
第三章 竞技场上：美国与加拿大智库的机遇、制约和动因
一、 美国与加拿大智库的机遇
二、 制约性观点：加拿大和美国智库面临相似的制约条件吗？
三、 探索动因：为什么政策制定者向智库征求建议
第四章 逐鹿思想市场：智库的战略
一、 公开影响渠道
二、 秘密影响渠道
三、 推销观点： 智库和媒体
四、 研究智库影响力
第五章 公众认知度与政策相关度：智库影响力评估
一、 智库与美国媒体
二、 媒体曝光度能够如实反映政策相关度吗？
三、 智库与加拿大媒体
四、 评估政策相关度
五、 结论分析：比较公众认知度和政策相关度
第六章 白宫之路：总统候选人和辅佐他们的智库
一、 完美的结合：智库与总统候选人
二、 吉米·卡特怎样寻求政策建议
三、 罗纳德·里根和为他提供建议的智库
四、 比尔·克林顿和进步政策研究所
五、 培植新理念：乔治·W.布什及其总统之路
六、 创造新思想，开发新路线：奥巴马和辅佐他的智库对美国和世界的愿景
七、 没那么多想法：智库与唐纳德·特朗普的总统宝座
八、 难以抗拒的诱人提议
第七章 政策专家还是政策工具？智库和关于加拿大宪政改革的辩论
一、 B计划：宪政会议的启动
二、 入选智库
三、 宪政会议
四、 关注点：智库影响力评估
五、 获得的启示？
第八章 管道项目：智库和关于基石输油管道工程的辩论
一、 引申：简要回顾基石输油管线项目
二、 工作中的智库
三、 简述：智库及其利益相关者
四、 非政府组织、智库和其他非固定成员
五、 加拿大参与者
六、 美国参与者
七、 塑造政治气候：智库和基石输油管线项目
八、 结论
第九章 结论：一切都在改变……政策影响力、政策相关性和美国、加拿大以及其他国家智库的未来 /
一、 互动：智库在行动
二、 今后将如何？智库未来：来自加拿大、美国和全球的观点
附录1 美国一些智库简介
附录2 加拿大一些智库简介
附录3 美国一些智库的媒体援引情况(1998—2008年；2009—2016年)
附录4 加拿大一些智库的媒体援引情况(2000—2008年；2009—2016年)
附录5 美国一些智库在美国国会中被援引的情况（1999—2008年；2009—2016年）
附录6 加拿大一些智库在议会委员会中被援引的情况（1999—2008年；2009—2016年）
附录7 与基石输油管道相关的文件
注释
参考文献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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