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大地吹起社会主义集结号
——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潮的多元谱系
徐觉哉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在封建王朝加速衰败和西方列强大肆侵略下，各种救亡图存的主义和思潮争相登场，呈现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场景。据统计，1905年中文的社会主义报刊已达54种，至民国初年，由于帝制被推翻，自由民主空气一度高涨，更呈现出“盛言社会主义”的局面。当时报端披露：“一年以来社会主义底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底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克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底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的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合。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仿佛有‘雄鸡一鸣天下晓’的情形。”①
可见，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以“均富”与“平等”为重要诉求的人类理想，对近代各种思潮都有感染力、辐射力和冲击力，并成为先进的中国人孜孜不倦的选择与追求，尤其是十月革命以后，各类有识之士纷纷改换门庭，拥抱社会主义，不同程度地将社会主义纳入其思想框架，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接踵而至：从洪秀全推崇“天朝田亩”的农业社会主义，到康有为赞赏“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主义；从胡适、傅斯年鼓吹“群己权界”的自由社会主义，到孙中山主张“贫富均等”的民生社会主义；从刘师复传播“互助生存”的无政府主义，到江亢虎策划“自由宪政”的社会民主主义；从周作人、王光祈提倡“工读互助”的新村主义，到张东荪、梁启超推行“产业自治”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从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抉择“以俄为师”的科学社会主义，到梁漱溟倡导“民族自救”的乡村社会主义；从张仕章变异“耶稣救国”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到张君劢选定“修正民主”的国家社会主义等。这些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19世纪40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的，不十分清晰的”。①1这些无论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革命的还是改良的社会主义思潮，虽然有不同的路径选择，但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与倾慕却是一致的。这是由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代表了几千年来儒家思想的最高境界，这种均贫富、人人为公、各得其所的大同理想构成了社会主义被民众认同和接受的思想基础，从而共同吹响了社会主义的集结号，展示了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潮的多元谱系。
“天朝田亩”的农业社会主义
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一直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这样一个基本问题而展开，追求理想社会乃至未来世界的图景，成为中国各色人等的探索目标。在中国资产阶级出世以前，农民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而农民领袖洪秀全则成了近代中国先进分子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代表人物。
出身于农民家庭的洪秀全（1814—1864），早年参加科举考试，屡试不中，由此产生了对科举制度的怀疑和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他从宣传西方基督教教义的《劝世良言》中，认识并接受了西方的“上帝”，由此创立了“拜上帝会”这一反清革命组织。1848年前后一年多时间内，洪秀全先后撰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形成了其以宗教教义为特征的反清革命思想。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发动金田起义，走上了武装反清道路。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克南京并定都，改名“天京”，建立起与清王朝对峙的太平天国政权，从而把中国旧式农民革命推向了所能达到的高峰，掀起了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第一次革命高潮。
为了巩固新生政权，太平天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原道醒世训》中，洪秀全曾把《礼运》中关于大同的这一段话语悉数抄录下来，用以批判现实社会。1853年冬，他又颁布了代表农民阶级的施政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其核心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旨在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人间天国”，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社会，明显地表现出对古代大同思想的继承。同时，又在大同思想中，注入了原始基督教的平等观念和农民战争中朴素的均平思想，并以农民小生产的均平思想为核心，描绘了他们向往的理想社会蓝图。
根据拜上帝教的宣传，“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①从这一原则出发，太平天国取消了私有财产，建立了圣库制度，“农民米谷，商贾资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②2从而保障了太平军的供应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于是，“人人一衣一食统一由公库供给，所有财物皆入公库”，③3军民的婚丧嫁娶统一按标准由国库开销；因为天下人都是“兄弟姊妹”，因而宣布取消家庭，分设男营、女营，虽夫妻亦不得同居；太平天国还废除了私营工商业，在天京城内分设诸匠营和百工衙，统一管理手工业生产，以致“没有商业，全城无一商店可见，也无商品可售，亦无船只、轿子或马匹可雇。但是，有许多船只，我们如有所需，他们乐于供给，不取偿值”。④4由此可见，其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方面规定“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实行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是单一的农业和一定的家庭副业，而没有工商业，产品的分配实行绝对的平均主义。洪秀全还把太平军已经行之有效的军事组织系统移植到社会中，实行军政合一、寓兵于民制度，所谓“兵农合一的农村公社组织”。同时，洪秀全又从《劝世良言》这本基督教宣传品中借来一个无所不能、比皇帝的权威还要大的上帝，来否定和扫荡世间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权威，用基督教来反对儒、道、佛，还用实际行动打碎孔子的偶像，组织“拜上帝会”。在洪秀全看来，整个社会是一个由上帝管理的社会大家庭，在这个家庭中，上帝是家长，大家都是上帝的子女，他们之间都是兄弟姐妹，都是平等的。
《天朝田亩制度》这一体现太平天国农业社会主义的主要文献，是中国近代空想社会主义的萌芽和开端。它把原始基督教的平等观念与中国农民战争中闪现的朴素的均平思想和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结合起来，要求平分土地，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憧憬一个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无剥削压迫的理想社会，既反映了现实的农民土地要求，又具有空想色彩的“共产主义的微光”。马克思、恩格斯曾认为太平天国是“中国的社会主义”。①1他们在1850年1月31日为《新莱茵报》写“国际述评”时，耳闻当时从中国回去的德国传教士居茨拉夫说，他在欧洲听到人们到处在谈论“社会主义”，而“这正是中国许多庶民近来所宣传的那一套啊！”马克思、恩格斯据此断言，“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8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末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②2这无疑是说，太平天国实行的变革属于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范畴。尽管太平天国实行的是反人性的禁欲主义、农民的乌托邦主义、政教合一的专制主义、军事管制的恐怖主义和反文明的蒙昧主义，然而“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③3
可以说，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农民阶级在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情况下，探索和实践“大同”理想的一次英勇尝试，《天朝田亩制度》也将以近代中国第一大乌托邦彪炳史册。
“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主义
在1840年鸦片战争隆隆的枪炮声中，古老的中华帝国被迫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面对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和“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在经历了痛苦的反思后，开始了对未来中国命运的探索。作为近代著名思想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康有为（1858—1927），急切地希望用自己的力量挽救岌岌可危的中华民族。青年时代游历香港的见闻，让他感受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优越性，所以他的救国之法就是用资本主义来改造中国。从1884年起集早年研究成果，到1902年写出《大同书》，他经历了苦读、极思、游学、入仕、归隐、避居等近45年的人生历程，最终孕育出我国有史以来更为绚丽的大同社会主义构想。
康有为出身于书香门第，19岁时师从名儒朱次琦于礼山草堂，苦读3年。后来历游香港、上海，接触到大量的西书，自称“新识深思，妙悟精理，俯读仰思，日新大进”。①1面对民族的深刻危机，他萌发了学习西方之长来挽救民族败落的维新变革思想。光绪十四年（1888年）冬，康有为以布衣之身毅然进京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变法，不但没有任何结果，反而遭人讥讽。光绪十六年（1890年）春，他举家迁往广州，并开始讲学。由于他以布衣上书的名气很大，致使当时正在学海堂书院读书的陈千秋、梁启超等人纷纷前来请益，并为他的学识所折服，愿为门下弟子。这时，青年学子也慕名闻风而来，康有为应陈、梁之请，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租借位于长兴里的邱氏书室，创办了“万木草堂”，宣传改良主义思想，开展政治活动，成为戊戌变法的策源地。
康有为是清末戊戌变法的领导人，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后到世界许多国家游览考察，一直在为宣传君主立宪而奔跑，为建立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而思考。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大同”“和谐”“仁爱”的思想源远流长，《礼记·礼运》描绘过令人神往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提出过“礼之用，和为贵”“和而不同”的理念，墨子也有“兼相爱”“爱无差等”的原则，以及洪秀全提出的“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务使天下共享”思想，这些都对康有为发生过重大的影响，成了他构建大同社会的文化基因。康有为也由此成为中国古代“大同和谐”思想的集大成者，《大同书》一书对美好理想社会的追求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据康有为自称，早在1884年就开始“演大同之义”，1885年就“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类公理》”，此时应为《大同书》起稿之时。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和桂林等地讲学时曾向他的学生讲过大同之学，但原稿秘不示人。梁启超多次想将之付梓传播，都被康有为拒绝了。康有为之所以不愿此书早早面世，据说是考虑到大同思想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实现，公布过早可能引起社会混乱。根据有关考证和记述，1898年9月12日康有为第一次赴日本时已完成了20余篇，在东京时曾向犬养毅和柏原文太郎出示过手稿。1901年12月，康有为由槟榔屿前往印度，在印度北部山城大吉岭完成了《大同书》的撰写工作。
在此书中，康有为在承继“行大同救天下为最终之目的”的传统哲学思想基础上，突破汉儒三世三统说，并从公羊学的变易思想中找到了托古改制的依据，进而重塑孔子，将其改装成托古改制的一代宗师，为变法维新找到了合理的精神依托；同时，又将《礼记·礼运》中的小康大同说与公羊三世说进行比附阐释，并借今文经学大发议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有其合理性和积极的意义。在变通本土“三世进化”说的基础上，康有为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视为一个在总体上不断上升的过程，从而把对大同理想的追求从沉湎过去转向放眼未来，并在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端、借鉴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合理内核的基础上，诞生了中国人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走势的第一部空想社会主义着作。《大同书》共分30卷，约20万字，分为10部：甲部《入世界观众苦》；乙部《去过结合大地》；丙部《去级界平民族》；丁部《去种界同人类》；戊部《去形界保独立》；己部《去家界为天民》；庚部《去产界公生业》；辛部《去乱界治太平》；壬部《去类界爱众生》；癸部《去苦界至极乐》，以此建构了一个无国家、无阶级、无家庭、男女平等、财产公有、自由富足的理想社会。
《大同书》设计了一个与现实社会相对立的理想“大同”境界，并将社会历史发展分为据乱世、升平世（小康）、太平世（大同）3个阶段。它认为，现实社会是个不合人道的苦境，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几乎都是“忧患苦恼之交迫而并至，浓深而厚重，繁赜而恶剧，未有能少免之者矣”。该书甲部“入世界观众苦”，尽情揭露当时社会各种各样的“苦”，并指出：“总诸苦之根源，皆因九界而已”。“九界”即国界、级界、种界、形界、家界、产界、乱界、类界、苦界。他以为，只要去掉这“九界”，即可以使人类乃至众生到达美好的“大同”世界。《大同书》描绘的“大同”社会的蓝图大致是：去掉了“国界”，军队和监狱都不存在了，全地球合成一个公政府，管理公共生产事业和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消灭了“级界”，没有等级之分，也无种族之别，无帝王、君主、世爵、贵族，无主无奴，男女各自独立，“全世界人类尽为平等”；“家”也毁灭了，男女“婚姻之事不复名为夫妇”，儿女由公政府抚养，人们生老病死之事，“皆政府治之”；农、工、商皆归于公，人人劳动，生产力高度发展，人们过着美好的物质生活，文教也很发达，人人有高度的文化教养和道德修养，社会风气优良。总之，这“大同”社会是个“至平、至公、至仁、治之至”的社会。至此，除九界缠缚之苦，实现极乐太平的大同盛世轮廓和盘托出，这里有他对中国古代“天下为公”思想的全面总结，表达了近代知识分子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解和勾勒。尽管他的大同思想根植于中国传统哲学之中，但又吸取了大量的西方文明因素，因而使《大同书》成为中西合璧的产物。
作为康有为的高徒，梁启超对老师的思想有着真切的了解。他在1901年发表的《南海康先生传》中说：“先生之哲学，社会主义哲学也。泰西社会主义，原于希腊之柏拉图，有共产之论。及十八世纪，桑土蒙、康德之徒大倡之，其组织渐完备，隐然为政治上一潜力。先生未尝读诸士之书，而其理想与之暗合者甚多，其论据之本，在《戴记·礼运篇》孔子告子游之语。”①甲、乙两部分在《不忍》杂志上发表。1919年上海长兴书局将甲乙两部合刊印成单行本，书名《大同书》。1935年，全稿由其弟子钱定安整理后交中华书局出版。1956年古籍出版社以康有为家藏抄本为依据加以校订，重印了《大同书》，并被译为多种文字在国外广泛传播。
“群己权界”的自由社会主义
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与社会主义有着相当的亲和力，使远离资本主义、亲和社会主义成为这一思潮的重要特征。较早感觉到社会主义思潮脉动并表现出某种认同与向往的是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思想先驱，而“五四”之后社会主义成为中国主流思潮后，一些著名的自由主义者纷纷提出“自由社会主义”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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