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学的关系》：
（一）在多元“文化路向”中为儒家文化定位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以叔本华的“意欲”为核心范畴，对文化的内涵及形态做出阐述。“你且看文化是什么东西呢？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在梁漱溟看来，“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Will）。”他讲：“此所谓‘意欲’与叔本华所谓‘意欲’略相近——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所以“你要去求一家文化的根本或源泉，你只要去看文化的根原的意欲，这家的方向如何与他家的不同。你要去寻这方向怎样不同，你只要他已知的特异采色推他那原出发点，不难一目了然”。
从对文化基本内涵的理解和把握出发，通过对世界不同文明体系和文化系统的全面比较，梁漱溟阐释了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以佛教为代表的印度文化、西方文化三者之间的根本区别，提出了他的代表性的“文化三路向”说。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思想，既是一种以新的视角审视不同文化系统的理论创建，更是一种在此教学视野下对儒学重新加以诠释，重新肯定儒学时代价值的一种创新的表达。通过对文化发展的三种不同路向及其各自所具有的时代价值的系统阐述，梁漱溟表明了他对传统儒学的时代价值的肯定，从文化发展不同路向的视角使处于困境中的儒学重新确立起自己的地位。
梁漱溟认为，“意欲”的不同流向，便构成了人类文化的不同形态。以此为根据，他强调，“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的西方文化、“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构成了人类文化发展中的三大不同文化系统。这三种不同的文化系统，代表了三种不同的人生追求、生活态度和思维方式。在人生追求上，西方文化“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意欲向前的根本追求，特别强调人是主体，自然外物是客体，是人认识和改造的对象。在主客二元的思维模式之中，意欲向前的根本追求，特别推崇理性、理智的作用，并由此开出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形成西方文化的鲜明特色。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文化系统，崇尚“和合”，在人与自然关系上注重天人合一，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强调躬行践履、反求诸己，在自我价值实现上追求的是内圣外王，是精神层面的超越、道德人格的提升和修己与安天下统一。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以抽象思辨的方式追问人与现实、与本体之间的逻辑关联，追求的是以心灵和精神的超脱及肉体的出世方式最终获得灵魂的自由，化解己与他、内与外、自我与万物之间的矛盾与差别。在面对现实生活之时，西方文化强调的是向前的追求，对外的征服和物质欲望的满足，在物我、人我关系中，“我”即主宰.即中心，即理性的体现与化身。中国文化强调的是执两用中、无过无不及，是和而不同，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是厚德载物，有容乃大，是安贫乐道。印度文化强调的是“人生皆苦”“万法皆空”，看破红尘、涅槃寂静才是最好的归宿。在思维方式上，西方文化重理智、理性，重逻辑思维。中国文化重直觉、重体验、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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