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初夏广陵春：城际文化比较》是探索城市文化异同与联系的新尝试。书名《洛阳初夏广陵春》来自苏轼词《浣溪沙》：
　　芍药樱桃两斗新，名园高会送芳辰。洛阳初夏广陵春。红玉半开菩萨面，丹砂裱点柳枝唇。尊前还有个中人。
　　洛阳的初夏，广陵的仲春，各有动人之处。同样，每座城市的文化景观，也都有独领风骚的地方。京师的御舟，徽州的商帮，蜀道的崎岖，西湖的旖旎，珠江的洋楼，津沽的码头，上海的灯火，西安的城墙……在它们的背后有着不同的面孔、性格和生活方式。我们试图通过横向和纵向的比照，探寻城市之间的因缘、交往和相互借鉴的可能。总之，我们是从文化比较的角度，演绎扬州的沧桑与传奇，感受扬州的体温与脉动，领略扬州的容貌与芳华。

　　《洛阳初夏广陵春：城际文化比较》：
　　现在扬州东关街的剪刀巷里，还能看到一块斑驳的山陕会馆界碑砌在青砖墙中。我们从那里经过，都要仔细看一眼。它是几百年前秦商远征扬州的历史印记。在今天的扬州城，除了这块石碑外，几乎找不到一点陕西商人留下的影子了，我们很难想象当年的秦商是怎样跋山涉水到扬州来创建功业的。
　　陕西商人和山西商人是一起在明代中叶来到扬州的。他们有个共同的绰号，叫做“老西儿”。清人叶调元《汉口竹枝词》咏道：“高底镶鞋踩烂泥，羊头袍子脚跟齐。冲人一阵葱椒气，不待闻声识老西。”注道：“俗呼山陕人日‘老西’，或日‘侉子’。彼帮性嗜葱蒜，雨不着钉鞋，袍子必用羊头而加长大，习俗然也。”鞋子上面沾满烂泥，羊皮袍子拖到脚跟，还没张口说话就发出葱蒜的味道——这就是“老西儿”。山陕人爱喝醋、吃葱、穿羊皮袄，这些几乎成了他们基本的特征。《五台山县志》承认，晋俗之俭，自古而然，“商贾隆冬走山谷，布袄之外，袭老羊皮马褂”。这也正是上面那首竹枝词的注脚。
　　乍一看，“老西儿”这几个字没有什么特别，不过因为陕西与山西的地名中都带一个“西”字罢了。但绰号的意义有时候并不在于字面，而在字面之外。例如，历史上的“老西儿”实际含有村里村气、土得掉渣的意味。尽管山陕商人走遍天下，手里掌握着九州的钱庄和盐业，但他们还是以土气著称。安介生《山西票商》说，很早以前，外省人便把“老西儿”看成村俗的代称，却很难把它和创业精神联系在一起。
　　与“老西儿”这个绰号所蕴含的寒碜、鄙陋、村俗等意味形成对比的，是秦商实际上的腰缠万贯。明清两代，山陕商人的财富同徽州商人的财富都是全国闻名的，不过“老西儿”与“徽骆驼”的处世作风有天壤之别。徽商有了钱，就会造园林、穿锦缎、养优伶、尝美食，在物质的奢靡与挥霍中创造着消费文化。“老西儿”纵然有了钱，却还是喝酸醋、吃大葱、穿皮袄、泡面馍，至多是砌很深的大院，建很高的戏台，听他们永远也吼不够的秦腔和梆子。甚至在乾隆时代的扬州城，也处处可闻山陕的秦腔和梆子。秦商同晋商一样善于挣钱，每年都把大把金银运回老家。这些金银通常被小心翼翼窖藏起来，很少被用来投资或消费。他们善于挣钱，却不善于花钱。所以有人嘲笑说，当人生的全部理想只是拥有一群绵羊、两坛酸醋、几眼窑洞、数亩荒坡时，深埋在地窖里的金银又有什么意义呢？
　　明清时期，陕西商人以泾阳和三原为据点，北上延绥，南下川蜀，东至扬州，西到新疆，形成名震全国的秦商集团。三原梁姓、泾阳张姓、西安申姓、临潼张姓等一批陕商，都曾在扬州垄断盐业，操纵钱庄。我们其实该向“老西儿”的朴实、勤俭和进取精神致敬！
　　陕西商人曾把持着两淮盐业，扬州是他们的远征之地，他们当中出了不少名流。寓居扬州的明末遗民孙豹人，是从陕西三原来扬州经商的。李自成起义时，他在老家散尽家财，招募壮士，与之对垒，事败后来扬州隐于鱼盐之市。他是诗人，一部《溉堂集》记录了几百年前陕西人流寓江南的曲折经历。在他身上，有“老西儿”的执着与可爱。
　　陕西与山西风气接近，所以古人常把秦商和晋商称作“西商”。粗心的读者常常以为古人笔下的“西商”是指西方来华的商人，那是完全错了。由于人们对扬州和西安的关系了解太少，所以连著名秦商孙豹人也被张冠李戴地卷入杜十娘的生死纠纷之中。央视《探索发现》栏目播出的纪录片《陕商寻踪》里，说到秦商在扬州的故事，却把杜十娘故事的男主角——徽商孙富说成是秦商。其实在明代小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明确记载，害死杜十娘的是徽商子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