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史记》局本与《校刊史记札记》
*节《史记》局本的形成
清同治年间，金陵书局刊行的唐仁寿、张文虎等校定的《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一百三十卷，共二十册，分装四函，是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的底本，修订本沿之未变。
前人考察局本《史记》的刊刻过程多据张文虎《校刊史记札记》跋语徐蜀编：《史记订补文献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192页。中华书局1977年整理出版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时删去跋语。及其行状。今《张文虎日记》经陈大康整理出版，其中有关局本《史记》校刊的记载颇多，可据之考见局本《史记》的成书过程，以见其历史概貌。
校刊工作由张文虎、唐仁寿负责。局本《史记》不主一本，择善而从，校改了《史记》及三家注的不少讹误。同治二年（1863），张文虎赴安庆入曾国藩幕。三年（1864）入金陵书局，“校勘《史记》诸书，前后长达十年。同治十二年（1873）冬，张文虎以衰老辞归，后主讲于南菁书院，卒于光绪十一年（1885），终年七十八岁”。《张文虎日记·前言》，陈大康整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清同治三年（1864）两江总督曾国藩在安庆内军械所设官书局，嗣后攻克天京（金陵），书局于同年九月随迁金陵，同治三年九月廿二日《张文虎日记》：“时书局已封在铜作坊伪慕王府。”（《张文虎日记》，第3页）为金陵书局，由周学浚（漫云）、李善兰（壬叔）、张文虎（啸山）、唐仁寿（端甫）等主持其事。前在安庆时曾国藩命刻《王船山遗书》，此时尚未毕工，而书局新立，章程尚未议定。同治三年十月十三日《张文虎日记》：“节相论刻书章程，谓十三经古注，惟《易》《书》《孝经》不足刻。”（《张文虎日记》，第6页）九月，曾国荃欲刻《十三经》《史记》等书，同治三年九月廿九日《张文虎日记》：“沅帅愿重刻《十三经》、段注《说文》、《史记》、《汉书》、胡刻《通鉴》、《文选》诸书，举以见属。……阮帅来拜，商刻书事。”（《张文虎日记》，第3页）厥后归湖南养病，其议遂寝。同治四年（1865）五月，李鸿章接任两江总督。闰五月，李鸿章亦有刻书之意，周学浚为书局提调，遂即拟立章程，欲促成其事。同治四年闰五月三日《张文虎日记》：“李宫保有刻书之意，缦老以所拟章程来商，其议欲先从四书、五经、三史，次及《周（礼）》《仪礼》《尔雅》《孝经》《说文》《通鉴》诸书，盖亦犹九帅之意。是时九帅以病未愈，家居郁郁，前议已寝。故缦老欲劝李宫保成之，亦善举也。”（《张文虎日记》，第42页）至六月议定章程，准备开局。同治四年六月廿四日《张文虎日记》：“周缦老自李宫保处来，言所拟章程皆如议，准七月开局。”（《张文虎日记》，第53页）
金陵书局校刊《史记》亦由此次议定。同治四年（1865）七月初九日《张文虎日记》云：“缦老（周学浚）出示所校《史记》，商榷开雕格式。”《张文虎日记》，第56页。周学浚所校《史记》其实是就钱泰吉校本过録，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跋语云：“先是嘉兴钱警石学博泰吉尝汇校各本，历三十余年，点画小殊，必详记之。乌程周缦云侍御学浚借其本过録，择其善而从。”《史记订补文献汇编》，第192页。
同治五年（1866）春，李鸿章以《史记》校刊属唐仁寿，唐仁寿即据周学浚校本覆校付刊。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跋语：“同治五年春，请于署江督肃毅伯今相国合肥李公，以属学博高弟海宁唐端甫文学仁寿覆校付刊。”其校刊的具体条例章程，今已不能详知。《张文虎日记》为考证的重要材料，惜同治四年（1865）九月至同治五年（1866）九月整一年《日记》皆散佚，无缘据考。李鸿章虽以其事属唐仁寿，而张文虎实亦参与其事。同治五年（1866）十月二日《张文虎日记》云：“校《曲綫说》样本、《吴世家》样本。”《张文虎日记》，第66页。自此以下张文虎即以校《史记》为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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