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在晚清》：
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闭关锁国，常常以天朝自居，普通百姓对“天朝”以外的地方发生的重大事情常常充耳不闻，正如梁启超所言，“百年以前，法国之革命、美国之独立为全地球千古未有之大事”，而中国人“茫乎杳焉，无一人知其影响者”；对于欧洲爆发的“普法之战”“俄土之战”，中国人虽“号称先觉者”，却“仅闻其名”。鸦片战争战败以后，中国有识之士开始放眼世界，关注国际局势和国际重大事件，并向国人传播和介绍世界先进国家成功的治理经验和管理制度。如前文所述，鉴于中国与法国某种“天然”情结，法国18世纪所发生的革命及其政治改革实践自然引起晚清士人高度关注，他们积极从法国大革命及其改革运动中吸取养分，为中国的自强和民族兴盛提供理论支撑。
一、法国思想启蒙运动的缘起
一般认为，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担负了两大历史使命，即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时代所赋予的反封建反宗教，从而使18世纪成为法国历史上有着重大意义的世纪。1789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第一次完全抛开了宗教外衣，并在毫不掩饰的政治战线上作战”；同时法国大革命“第一次真正把斗争进行到底，直到交战的一方即贵族被消灭而另一方即资产阶级获得完全胜利”，并“在世界范围内宣告了资本主义制度对封建制度的胜利”。作为这次政治大革命的领导阶级，资产阶级在准备革命的过程中，“在意识形态领域掀起了一场体现时代要求的思想文化运动，即伟大的启蒙运动”；它“高举理性的旗帜，把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封建专制制度和天主教神学这两个当时最神圣的权威”，并在斗争中“建立起适应自己需要的社会政治哲学，建立起以本体论为中心的完整的机械唯物主义体系和战斗无神论”。恩格斯曾经指出，“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都是真正的资产阶级哲学家”，甚至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哲学家”，他们辉煌的成就和革命精神“使18世纪成为主要是法国人的世纪”。
18世纪之所以成为法国人的世纪，其“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它是“继德国宗教改革、英国革命之后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第三次大起义’”，整个18世纪就是“这场革命从酝酿、爆发到结束的世纪”。无论是从时间的跨度还是从影响的程度来说，法国大革命已经远远超过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第三等级不再满足于借君权来限制贵族的权力，而是要求彻底摆脱整个封建秩序”。与此同时，法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具有其鲜明的特色。法国的哲学思想及其理念旨在“动员广大平民群众去向封建势力开火，具有平民化和‘启蒙’的色彩”，法国哲学家并非“君王的政策咨询者”，而是“民众的导师”。因此，当时法国哲学的首要任务便是反对“形而上学”，使哲学从神龛上走下来并迈人民众的现实生活之中。18世纪法国哲学的另一个使命是“将平民从严酷禁锢的宗教枷锁中解放出来”，这是“西方人几乎自古希腊智者学派以来就从未达到过的激进思潮”。进而言之，18世纪法国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在这场反封建的思想斗争中表现出“非常革命”的“批判性和崇尚理性的特色”。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者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由此，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公开地毫不掩饰地向封建意识形态宣战”。
笔者认为，18世纪法国大革命正是以哲学思想和观念为主轴展开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这场运动无疑“为法国革命进行了思想和舆论准备”。例如，1789年8月26日颁布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以下简称《人权宣言》）就是“按照孟德斯鸠和卢梭的精神制定的”，它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纲领性文件。其中，《人权宣言》第1条明确规定：“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这一规定直接源自卢梭的原著。罗伯斯庇尔、丹东、马拉、罗兰夫人等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家都曾公开宣称自己是卢梭的忠实信徒。他们对专制制度和宗教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拉开了启蒙运动的序幕；他们继承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的思想传统，继17世纪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之后，进一步论述人性和人道主义，并在人性论和理性原则的基础上阐述了“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论的内容，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制定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论，从而阐发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及资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把资产阶级的社会国家学说发展成完备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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