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时候，资本主义的兴起都对立于封建主义令人窒息的集权的衰退，而全球化的世界则对立于种姓迷信与教派冲突的旧世界。被隐藏起来的往往是资本主义榨取剩余价值的殖民地暴力方式，这不仅体现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还包括从第三和第四世界的外围那里将剩余价值吸纳到资本积累中心地域的当今时代。人们忘记了资本主义与种姓体制能够和平共处，也忘记了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妥协，以及资本主义从封建主义意识形态银行那里所大量借用来的东西。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就是在我们的后意识形态时代，印度人民不得不承受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反人民政治所带来的冲击，现在他们又成了美国的警察，而印度业已做好了向其屈服的准备（加之甘愿接受美利坚帝国主义奴役的外交政策）。人民也不得不承受印度作为一个更加集权国家的冲击，这个国家宣称放弃福利体制，接纳教派法西斯主义，并将对少数民族的迫害作为其官方意识形态。就印度而言，全球化表明科学发展的同时，还伴随有种姓主义、婆罗门与上层种姓的统治，以及网络舆骗、工资弥低、卫星电视、农民自杀和以创建文明社会的方式而屈从于美利坚帝国意志的半法西斯国家。全球化是一个矩阵，其中包含着数之不尽的矛盾，如高度福利与极端贫困共在，技术与神学和谐并存，以及自由欣然面对自身的非自由形态。全球化的主流话语在于金融资本的自由流通，在印度的文化政治中，这却伴随有精神错乱式的右转。
全球化作为涵盖多国资本的政治经济学，被冠之以诸多明显的外在表征。它是第二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的重组，其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基础，以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手段。这些表征还包括货币主义者对凯恩斯式资本主义的猛烈攻击，工会运动，由里根和撒切尔于20世纪70年代倡导的福利国家，以及随之生成的并被吉米·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称之为的“阿富汗陷阱”，在罗纳德·里根任期内由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建立的全球瓦哈比恐怖监控网络，国家资本主义苏维埃模式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盎格鲁一撒克逊模式的垄断。
全球化总是把自身调整成伦理的、中立的和超道德的说辞，并且表现为基于“后物质”生产——一种假象性的生产，其中符号政治经济学（借用让·鲍德里亚的说法）分化了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资本、商品与信息的自由流通。全球化的这种价值中立和后意识形态的政治文化，悬停了对帝国主义垄断的一切分析。与新柏拉图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的欢欣庆贺相反，萨米尔·阿明宣称全球化具有五个方面的垄断特征：①技术垄断，②对世界金融市场的金融控制，③对全球自然资源的垄断，④媒体与通讯的垄断，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垄断。①
现在可以看出，这种垄断主义话语完全有别于价值中立的后现代话语和理想化的全球资本主义文化政治，它将全球化文化政治的价值中立性表露为小资产阶级自我陶醉的且根深蒂固的政治焦虑——一种被精神分析称为“阉割焦虑”的中性态度——它既是中产阶级文化政治的基础，也是资本主义晚期精神疾病的主要特征。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有机知识分子们不再寻求关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解决方式，他们转而在神秘的“后政治”（post-politics）安全场所里寻求一种“文化”路径。在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为什么以及如何会必然呈现到这种拜物教的“后政治”形态当中呢？这是因为，亦如马克思所表露的，自资本主义产生的那一刻起，文化政治就形成了异化的和拜物教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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