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道路：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方法论》：
抽象，不是凭空想象，必须有扎实的基础资料。理性认识是在感性认识基础上的第二次认识。毛泽东同志讲过，“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平时记录的小问题非常重要，可以先放在那，等积攒多了也就体现价值了，可以作体系化思考的原料。在体系化理性思考的过程中，“社会科学研究主要存在两个风险，第一个风险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也就是说，很多研究者的眼里只看见大量的数据、材料、现实和事实，而不能提出任何假设”。“社会科学研究的第二个风险是研究者为避免那种过于主观的断言，有时会走向另一种极端，那就是过分强调细节和过程，把过程细节化、素材故事化。”
避免上述两个风险，就需要一种归纳的思维。从逻辑思维角度看，抽象是一个归纳的过程。“对问题的解释离不开归纳方法的应用。”把归纳理解为从个体事实抽象出普遍规则，是有弊端的，“因为没有下手的方法，故是含糊的”。“宋朝的哲学家讲‘格物’，要认‘即物而穷其理’……后来王阳明用这个法子去格庭前的珠子，格了七天，格不出什么道理来，自己犯病倒了。”“科学理论不是靠什么‘研究程序’推导出来的，而往往来自研究者在某时、某地和某种情境下提出的假设或者猜想，甚至来自研究者一时偶然的‘顿悟，。没有提出假设的能力，研究者纵然掌握了汗牛充栋般的资料和素材，并试图运用归纳方法对这些资料进行分析，也根本无法提出任何具有创新性的理论来。”假设不是胡思乱想，我们要假设什么？是核心命题。核心命题是将问题体系化的总纲领、总指引。
问题体系化不是研究的终结，而只是研究的开始。当进行初步体系化思考之后，就可以完成一篇调研报告了。调研报告的重点是把情况梳理清楚，还不能称为论文，因为还没有论。在写调研报告时，我们有时会分析原因，再设想一些对策，但这些对策仅仅是停留在大胆假设的层面，还不能称为论文。一个常见的认识误区，就是将调研报告和论文混同起来。要清楚认识到，调研报告还处于问题意识的第二层次。将调研报告反映出来的体系化问题进一步抽象，提出一个理论假设，并进一步论证，才可以上升为论文。写论文，就要进行理论分析，要实现从问题意识第二层次向第三层次的跃升，形成更高层次的理论认识。
问题意识第二层次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下接地气，上通天理。在将问题体系化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中提到的“党八股的第五条罪状是：甲乙丙丁，开中药铺”。其突出表现是“第一是大壹贰叁肆，第二是小一二三四，第三是甲乙丙丁，第四是子丑寅卯”等层层展开，却“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解决问题”。“这种方法就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是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来分类，不是按照事物的内部联系来分类的。”毛泽东同志进一步阐明如何提出问题的方法。“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既有问题，你总得赞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你就得把问题提出来。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在提出问题的基础上，要着眼于解决问题，关键是发现事物内部联系。“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这里所讲的分析过程，是指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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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所长 曹士兵
★法学研究的伟大事业，当追逐法治中国伟大梦想，推动建设中国特色法律实践伟大工程。时代命题、实践难题，为法学研究注入生生不息的生命力。立足中国法律实践、创新中国法学理论的应用法学研究，为法学学者和法科学生代领一条知行合一、卓有成效的法律之路。
一一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王轶
★任何一门学科的学术研究，都离不开方法论的指导。有了得力的方法，研究才能事半功倍。 《法律的道路》-书，以发掘问题、形成选题、收集资料等基础工作为切入点，与读者们分享了作者独特而又富有建设性的见解，是一本值得仔细品读的好书！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名誉主任、中华全国律协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 田文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