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解释边界研究》：
4.刑法实质解释应符合刑法原则
罪刑法定是刑法基本原则，坚守罪刑法定原则对平衡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博弈具有关键作用，并能确保刑法规范的稳定性。在法条主义下，罪刑法定是刑事司法的基本原则，其价值毋庸置疑。随着实质主义观念的倡导，理论界对罪刑法定原则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不时有主张弱化罪刑法定原则的声音。对此，我们应理性看待。根本态度应该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罪刑法定的内涵应发生相应变化，但基本精神应该持续，即限制政府权力与保障公民权利，对此，不管是有权解释还是个案解释，解释主体都应该一体遵循。其实在这方面，现实主义法学、建构主义法学都有类似表达。现实主义法学强调，在公法领域应该慎重适用结果导向主义；建构主义法学也坚持，不管是法律规则还是法律原则，都需符合规范文义。由此，坚持刑法规范解释的合法性，不但是我国解释实践的目标，也为西方法学理论所坚持。实质主义解释观主张，刑法解释应放在社会背景下考量，会将更多的法外因素带入解释场景中，并导致诸多的越权解释发生，如类推解释、过度解释、转义解释及情节曲解等。对此，解释主体应认真对待。换言之，在阐释刑法规范的过程中，解释主体应对越权解释持慎重态度，并对其作检讨和分析。不过，在刑法解释理论中，如何为合法解释与越权解释划定界限，从来都是理论界争议的话题。“每个法律人都了解这种边界案件的存在：他们是一些在法伦理意义上无计可施的情形。对于这些情形，作出任何决定都是一种法伦理上的冒险。”直到今天，依然有学者在孜孜不倦地为扩大解释寻找界分标准，并尝试从刑法原则、文义射程、公众认同及犯罪构成等角度进行论证，但结果都无法令人满意，因为这些标准都具有宏观性、抽象性，对需要明确、具体判断标准的解释主体而言，无疑意义不足。我们认为，判断解释结果是否符合规范文义，除了需考虑上述宏观标准之外，还应从微观的词语逻辑结构上着力，对解释结果是否符合规范词语逻辑内涵进行判断，对解释结果与规范文义是否具有涵摄性进行考察。从词语的逻辑结构看，词语之间的关系包括上下义词、总分义词与类义词三种关系，若词语之间为上下义词关系或总分义词关系，则具有逻辑涵摄关系，若词语之间为类义词关系，则不具有逻辑涵摄关系。这种词语关系对判断词语之间是否具有逻辑包含关系至关重要，也是解释主体坚守规范文义的坚固堡垒。
5.刑法实质解释应进行结果论证
近年来，判决书说理不足一直为理论界诟病，不断有学者论证判决书说理的重要性。判决书说理阙如与我国形式法治传统有关。形式法治坚持概念闭合性与司法三段论，拒绝法外因素对规范的渗透，司法裁判过程相对简单，无需对裁判过程和裁判结果做过多修辞。不过，这种模式在社会关系相对简单的年代还可以维持，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各种社会矛盾凸显，权利要求呈现多元化，当初那种简单的裁判过程和刑法规范都不敷沿用，于是，不论是司法逻辑进程或者是规范内涵空间都需做相应变动。既然刑事案件的裁判过程由三段论向多元化逻辑进程转换，刑法概念由封闭性向开放性转变，法外因素也不时影响规范解读，那么判决书说理也就不能停滞不前。陈金钊教授曾言：法律与事实之间的关系，有很多是逻辑规则照耀不到的地方。很多法学家感受到，司法不仅仅是逻辑推理的思维过程，更主要的它是一个讲法说理的过程。
基于此，应借着刑法实质解释的影响而重视判决书说理，并要求司法主体从实践层面身体力行。判决书说理应立足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案件事实的法律解读，也即对客观事实赋予何种法律意义应在判决书中予以明确。比如，就一个伤害行为，到底是故意伤害还是故意杀人，应从法律层面进行界定，这个过程就是客观事实法律化的过程。其二，对案件的思维逻辑进行阐述。司法主体的思维逻辑是三段论式的还是结果导向的，应在判决书中予以明确。选择的不同逻辑思维是司法主体对案件与规范进行判断的结果，必须在判决书中进行阐明。其三，对案件分析中纳入的法外因素给予表述。在案件裁量中，如果司法主体利用法外因素修正刑法规范，则必须在裁判书中进行说明。对此，亚里士多德曾指出，在无法达到精确推理的区域里，修辞是一种合理的、并且实际上是一种绕不过去的说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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