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化通史（先秦-金代卷）》：
如上所述，夏、商、周三代是中华文明的奠基时期。尤其是周代的礼制和战国时百家争鸣的局面，不仅奠定了此后几千年政治制度的基础，而且充分表现出中华文明的多样性（或称多元因素）。但是，夏、商、周三代都是以某个单一民族为主建立起来的国家，朝廷虽有共主之名，却没有管理诸侯国的实权，各诸侯国仍是独立的民族国家。因此，在文化上，中原虽起到领头兵的作用，从而加大了全国各区域间的沟通和共性，但在很大程度上，区域文化的个性仍表现得更加突出。战国时期七雄争霸，使许多小国或弱小的民族并人七雄控制之中，在文化上也形成了东以齐、西以秦、南以楚、北以燕赵为代表的几个文化区域；所谓“中原文化传统”，实际上也是正在突起，或像滚雪球一般与周边各方逐步集聚和滚动之中。直到战国时期，幽燕地区的文化，仍是既近乎赵，又类乎齐，同时又有北方诸多少数民族的因素。周初的近百年中，中原文化确实曾一度大规模挺进幽燕，但以后这种“挺进”似乎中断了。能使中原文化在幽燕地区大规模抬升，或者说能使幽燕文化真正与中原文化相容相包的时期，是秦汉时期。
秦统一天下，汉王朝又把大一统继续向前推进一步。秦汉大一统的实现，使朝廷真正成为中华各民族的共同代表。如果说，秦王朝的文化专制虽然表面上统一了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但过分的急进和文化专制并未真正达到全民族文化心理的统一，燕国遗民对秦的格外敌对与反抗正是表明了这种状况。汉代则大为不同，汉初虽多有冲突，但几经周折，终于形成了多元文化的融合与统一。汉民族以汉朝而得名，成为此后几千年中华民族的主体；汉代还确立了儒家思想的主体地位，但又能兼容并包。两汉在几百年间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统一的奇迹，而周边民族也在这空前统一和强大的核心吸引下逐渐增加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和向心力。秦初，燕国遗民的排拒和抵抗心理还相当突出。但秦始皇东巡，临碣石，观沧海，并在今秦皇岛以北建大面积行宫，将渤碣看作整个帝国的东大门，这使燕人不再被看作“边僻蛮夷之地”，汉代则以蓟城作为控制东北诸民族的主要据点。秦汉雄视古今的豪迈气势，无论在思想意识、文化艺术、制度与建筑等各方面都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使一向与北方各少数民族更多交往的幽燕百姓自然产生对中央的向心力与尊崇，自然感觉到或滋生出，处于神奇般崛起的泱泱大国之中的那种骄傲与自豪。所以，此时的燕蓟地区，不仅仅是在行政区域上，而且在民族心理、文化特征上，都表现出与中央高度的一致与亲和。这一点，无论从秦始皇的碣石刻文还是汉代燕王的宏大墓葬都看得十分清楚。而在学术思想、文化教育方面同样如此。如果说，秦初的燕地方士们还是以自己的区域文化去干预中央政治，到汉代，无论《韩诗》或范阳卢氏家学，则都融入儒家一统的主流，至于本地区的特殊文化，则被看作统一国家文化中的一种有机要素。秦初，燕人荆轲等去刺杀秦王被看作侠义之举，是为保卫自己的国家和土地。而到汉代，燕王的反叛不仅被中央视为叛逆，即使在幽燕地区本身，也遭到百姓的反对。这种巨大的心理变化在该地区是空前的。这说明，自此以后，幽燕已真正成为中原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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