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文化视野下的杜甫研究》：
长安情结来源于长安文化的向心力。长安文化的向心力主要指长安文化在唐人心理上产生的一种凝聚作用，其主要表现是唐人对长安热烈的追求与崇尚，这种追求与崇尚程度之深以至于构成一种情结。
长安，自先秦始即作为国都而存在，但只有发展至唐代，长安文化才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政治因素是较为重要的原因。
首先，是科举制度的实行。唐继隋建国，沿袭了隋文帝时期创建的科举考试制度。“所谓‘怀牒自列’，即不需要地方长官的察举，更不需要中央九品中正评定，把仕进之门扩大打开，经由各人各自到地方政府报名，参加中央之考试。”唐代这种选拔人才的方式打破了高族门阀对政治的垄断，给予了寒门庶族士子更多仕进的机会。“所以就此点论，我们可以说唐代的政治又进步了。当时一般非门第中人，贫穷子弟，为要应考，往往借佛寺道院读书。如王播即是借读于和尚寺而以后做到宰相之一人，饭后钟的故事，至今传为佳话。”
其次，唐代实行州县制的政治体制。州县制是唐代地方政府的一种体制，是唐代加强中央集权的一种体现，与汉代郡县制有很大不同。唐代州与县在数量上远远超过汉代的郡与县，并且在官职级别上划分更多的等级，由此唐代地方官在职权比重上远低于汉代。同时，“汉制三年考绩一次，三考始定黜陟，因阶级少，升迁机会优越，故能各安于位，人事变动不大，而行政效率也因之提高。唐代则迁调虽速，下级的永远沉沦在下级，轻易不会升迁到上级去”。并且，“在汉代由郡太守县令长自行辟署任用，唐代则任用之权集中于中央之吏部。州县长官无权任用部属，全由中央分发。任地方官者，因其本身地位低，不得不希望升迁，各怀五日京兆之心”。从而，在汉代，士子对藩王的依附，到唐代即变为对君主的依附，君臣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直接而明晰。
再次，唐朝廷重内轻外，并且把贬出长安作为对官员的一种政治惩罚手段。唐代在京官的任用上，选授甚精，俸禄丰厚，且具有很高的名望。地方官则多为名望低的官员，不受君主重视。同时，由京官改任外官成为唐朝廷的一种政治惩罚手段，并且，无朝廷征召，不得入京。《唐会要》卷六八载：“伏准汉法，免罢郡守，自非诏征，不得到京师。建中初敕，常参官及外五品以上，替后不得擅至京师。自今已后，请据旧章，刺史及五品以上常参官，在外应受替去任，非有征诏，不得到京。”因此唐人普遍多重京官而轻外任，正如王建在《归昭应留别城中》诗中日：“喜得近京城，官卑意亦荣。”大和年间，文宗出李德裕为兴元节度使，“德裕中谢日，自陈恋阙，不愿出藩，追敕守兵部尚书”。熹宗时，郑从谠镇守岭南，“以久在番禺，不乐风土，思归恋阙，形于赋咏，累上章求为分司散秩。熹宗征还，用为刑部尚书”。此类表现在唐代史料中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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