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学（第十六辑）》：
这条诛语把扬雄“打翻在地，再上踏一只脚”，彻底否定了扬雄，决定了扬雄被湮役至今的噩运。康熙写这一段批语时耍了个花招，他让“恬于势利”和“贪恋爵禄”这两个意义截然相反的词语并存，是为了让人们觉得他的话是公允的，从而信服他对扬雄做出的评价——“以一身事二姓，大节已亏”。这比此前所有对扬雄的“诛语”加起来的分量都重，扬雄就休想翻身了。
康熙皇帝为什么要用“以一身事二姓，大节已亏”宋批判扬雄呢？因为他要警告当时朝廷里那些心怀“以一身事二姓”主意的汉族大臣。板于这个问题，要从清初文化界的思想状况说起。
清朝人阅后的初期，清朝统治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文化习俗方面开始汉化，顺治皇帝本人就“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渐有更张”（《清世祖实录》卷一四四），康熙皇帝更是熟读儒家经书，尤其尊崇朱熹，推崇程朱理学，认为“理学之书为立身根本，不可不学，不可不行”（见《清圣祖实录·卷二六六》），并且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特意把朱熹从原来在孔庙东庶“先贤”位置上“升于大成殿十哲之次”，成为第十一哲，大大抬高了朱熹在儒学界的声望和在文化上的地位。为了统一中国土大夫的思想，他亲自上阵，选定了一系列重要图书和典籍，作为读书人的教材。
康熙皇帝为什么要高举程朱理学“失节事大”的伦理旗帜去对一个已经死亡1600多年的扬雄“鞭尸”呢？如果我们了解了清朝开国初期的文化政治形势和大清帝王的需要，就知道其中的缘故了。
明末清初有个文人叫钱谦益（1582-1664），号牧斋，是明末文坛领袖，南明时代的礼部尚书。清顺治二年乙酉（1645）五月，清兵迸逼南明的首都南京。钱谦益的如夫人、清初三大美女之一的柳如是劝钱谦益以死殉国，她愿与他同殉，钱谦益拒绝了。据《柳如是年谱》记载，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乙酉五月之变，君劝宗伯死，宗伯谢不能。”文中的“君”即柳如是，“宗伯”即钱谦益。钱谦益怕清军屠城，就带领南京百官投降了，清朝封他为礼部侍郎。而钱谦益内心并不屈服于清朝，在降清后的第二年（1646）六月，他就称病请假，带着柳如是返回南京，又回到老家常熟，住在红豆山庄，暗中与反清复明势力来往。《钱谦益柳如是年谱》记载说：“冬，江阴反清义士黄毓祺冒雪访红豆山庄，柳如是倾其所有助饷义军。”第二年（1647），黄毓祺起义失败，钱谦益因黄毓祺反清案株连被捕，羁囚在南京监狱。顺治五年（1648），柳如是全力奔走营救，托人斡旋，四处奔走，救出了钱谦益，但他仍然被朝廷“颂系”（软禁）在苏州拙政园。钱谦益对柳如非常感激，写诗赞叹说：“恸哭临江无孝子，从行赴难有贤妻。”顺治六年（1649），钱谦益回到老家常熟红豆山庄。其间，钱谦益表面上在绦云楼检校藏书，而暗中和各地的反清复明势力联系，曾先后与南明时期的大学士翟式耜、郑成功（钱谦益的学生）、张名振、张煌言等人保持联系，并和柳如是一起几乎倾尽家产援助抗清义军。1664年他临死时非常后悔地叹息说：“当初不死在乙酉日，这不是太晚了吗？”乙酉日就是清军兵临南京城下、夫人柳如是劝他殉国的时候，可是他后悔已晚，还是被清廷列在满含羞辱意味的《明史，贰臣传》中。
康熙皇帝非常清楚，尽管清朝一开始就明确地申明，大清天下是得之于李白成而不是崇祯，因为崇祯早在煤山上吊了。但是汉族知识分子还是认为明朝是被清朝灭的，“反清复明”仍然是抗请势力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口号。清朝许多高官是明朝大臣投降过来的，其中不少人“身在曹营心在汉”——儒学界以钱谦益为首，文官以洪承畴为首，武官以昊三桂为首（康熙十二年昊三桂起兵反清），康熙皇帝认为，这些人降清都不是真心真意的，而是由于各种各样的迫不得已，他对这些人十分警惕。
康熙长大成人后，他鉴于“《明史》案”和钱谦益的“脚踏两只船”，觉得该对那些尚存二心的汉人发出警告，“杀鸡儆猴”的最佳人选本来该是有确凿反清罪证的钱谦益，可是钱谦益已经死了，于是下令禁绝钱谦益的着作，使用一切手段极力贬低钱谦益，以打击那些尚存反清复明思想的汉族文人。康熙在阅读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时发现了“失节者”扬雄，这正好用来影射“双料失节者”钱谦益和庄允诚等人，于是以“失节”来批判扬雄，实际上是想摧毁那些怀有“反清复明”思想的汉族文人的精神意志，他用针对扬雄的那则批语向汉族文人和在朝的汉族文武官员暗示，清王朝把他们视为失节的“贰臣”，警告他们不要当了明朝的“贰臣”又做清朝的“贰臣”。康熙这样作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是羞辱朝中那些投降过来的汉族官员，并打击他们的思想意志——你们原来都是明朝的臣子，你们没有为明朝尽忠死节，成了明朝的“贰臣”。大清朝廷鄙薄“贰臣”，绝对不准许任何人作大清的“贰臣”，应该老老实实地夹着尾巴在清朝做官，当清朝的忠臣。如果你们既没有死节于前朝，又不忠于现朝，那么你们就是双料“贰臣”，比“贰臣”更为可耻，更为大清朝廷所不容。另一个目的是让臣民们明白，理学是大清官方的意识形态，任何人的言论必须遵循理学的伦理标准。可以这样说，康熙此举为清代大兴“文字狱”制造了“师出有名”的舆论。中国的文化史上的文字狱历朝都有，但清朝最多，惩治最狠。据记载，从康熙到雍正，再到乾隆，较大的文字狱就有十多起，动辄株连几百人。康熙五十年（1711）的《南山集》一案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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