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存在诸多差异，但流行于当代学术界的各种语文学和区域研究都面对着一个共同的基本问题，即：它们在前一种情况下关注某种特定的语言，比如汉学关注中国的语言，在后一种情况下关注某个特定区域，比如中国学涉及被称为中国的这个地区。当然，这也是它们的主要优点。对特定对象的关注可以使研究规范有序，并使研究者知道如何掌控研究对象。这种秩序和控制之所以可行是因为这种关注致力于确立边界，以确定什么属于和什么不属于此研究领域。然而，这种关注随之带来某种倾向，即忽视对其他语言和其他区域的研究，特别是当它们通过某种方式被列入远古的语言或遥远的地区时。日益提升的学术专业化将这个问题加剧到如此地步，即今天甚至一个学科也已成为过于宽泛的领域，以至任何一个专业人士都无法完全掌握。汉学和中国学是否应被视为某种学科尚不明朗。通常而言，语文学和区域研究本质上就是多学科的，前者涉及语文学、历史学和文学批评，后者涉及所有社会科学。所以任何一个专业人士都有海量的工作要做，比如中国早期历史的研究者很少有或几乎没有剩余时间和精力来过度关注早期印度史或早期赫梯史的最新成果，这是十分自然的。如果一个人出席美国东方学会年会，那么他会很快注意到，不同的语文学如同分属不同的会议，几乎没有交集。显然，某个会议中的学者们虽在不同的语文学中进行研究却处理某种相似的方法论问题，这一情形实属罕见。这并不是说大多数语文学家或区域研究学者缺乏求知欲和兴趣。事实恰恰相反。问题不在个人层面，而在体制和系统层面。任何参与过跨语文学、跨区域研究或其他跨学科学术活动的人都十分清楚，因建立联系的尝试失败而灰心沮丧地回归本土和因新获视角而欢欣鼓舞，二者一样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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