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论集.六》：
冰心散文却有着传统文言的基因。在白话文不断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新文化人也开始调整姿态，提出了不同的话语主张。如鲁迅继续批驳不读古书就作不好白话的说法，坚持“古文已经死掉了”的看法；周作人则认为“涩味与简单味”的文章才是“耐读”的好文章，要作好这样的文章，在语言上应“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揉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雅致的俗语”，就近似于冰心散文的作法，把古典辞章、语汇吸收融化，注入现代白话之中。在行云流水的行文里，也时而呈现文言词语和句法，特别是把古诗词和骈文句法，如排比、对偶和长短句式穿插其间，经过精心提炼、加工，使之相互融合，浑然一体，形成独特的清新婉丽，或色彩鲜明，或素缟淡雅，既有了错落有致的节奏，也有如诗如画的意境。如《寄小读者>中“通讯十六”“通讯二十”“通讯二十六”和《再寄小读者·通讯五》等文，将外国的自然风光纳入古典意境，有着浑然一体的神韵。
周作人曾将现代散文分为三派，认为胡适、陈独秀的文章“清新明白，长于说理讲学，好像西瓜之有口皆甜”，俞平伯、废名的文章“涩如青果”，冰心和徐志摩归在一派，“仿佛是鸭儿梨的样子，流丽轻脆，在白话的基本上加入古文方言欧化种种成分，使引车卖浆之徒的话进而为一种富有表现力的文章”。周作人从散文风格立论，指出了冰心和徐志摩流丽轻脆的共同特点，并认为这样的风格来自古今中外俗雅语汇的融合。但鲁迅却反对这样的做法。他在《写在（坟）后面》里说，一些青年作者从“古文”，“诗词中摘些好看而难懂的字面，作为变戏法的手巾，来装满自己的作品”，这让他感觉到了一种“复古”的“文章趣味”。在他眼里，中国思想界最大的危险就在于“复古”，而最容易“复古”的，莫过于文章趣味。鲁迅坚持“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的说法，并且说，这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但就文章而论，他主张“博采口语”，而不是阅读古书：“以文字论，就不必更在旧书里讨生活，却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至于对于现在人民的语言的穷乏欠缺，如何救济，使他丰富起来，那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或者也须在旧文中取得若干资料，以供使役，但这并不在我现在所要说的范围以内，姑且不论。”周作人的《雨天的书》融合文言而生成了清冷和简洁的风格，受到朱光潜的喜爱，由此他还特别强调：“想做好白话文，读若干上品的文言文或且十分必要。现在白话文作者当推胡适之、吴稚晖、周作人、鲁迅诸先生，而这几位先生的白话文都有得力于古文的处所（他们自己也许不承认）。”的的确确，鲁迅的文言文功力非常深厚，他在谈论传统“著述”时多用文言文，写小说、随笔、杂文却一直使用白话。就在鲁迅写作《写在（坟）后面》的前一两年，鲁迅还出版了文言文的《中国小说史略》，书的“后记”使用的是不加标点的文言。也就在发表《写在（坟）后面》等文的1926年，鲁迅为厦门大学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讲义——《汉文学史纲要》，使用的也是文言文。有关大众性、现实性的文体用白话文，小众的、个人的或学术性的亦可用文言文，或者是旧体诗词。这也说明鲁迅使用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思想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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