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藏学名著与名家提要》：
在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下，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04年离开拉萨，先后辗转外蒙古、青海塔尔寺、五台山等地，于1908年到北京觐见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面陈藏事”。达赖喇嘛提出“现在有些外道国家心怀不良，时常想要攫夺西藏地方，进行侵略，中央政府为了保护黄教和西藏众生安全，应帮助西藏进行抵抗，保全藏地。”虽然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都答应了达赖喇嘛的请求，但当时清朝政局内忧外困，随着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相继去世，这次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会谈没有实质效果。当达赖喇嘛带着失望和不满返回西藏不久后，又遇到四川知府钟颖统帅川军进入拉萨，引起拉萨局势紧张。达赖喇嘛深感其地位受到严重威胁，遂经亚东逃往印度大吉岭开始了第二段流亡生涯。达赖喇嘛从反对英国入侵西藏到最后投到英国怀抱，一是清朝政府的外交政策失误造成的，一味妥协退让丧失了边疆地区的领土，使达赖喇嘛和西藏上层对中央政府失去了信任；二是英国对西藏的政策也有所改变，从武装入侵变成了策动西藏上层独立。
查尔斯·贝尔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印度大吉岭相识的。在大吉岭的近3年里，贝尔通过与达赖喇嘛沟通交心，更加深刻了解到西藏的政治、宗教、文化等，并通过达赖喇嘛的信任，成功实施了英国对西藏的一些政策，使得“西藏问题”呈现出进一步国际化、复杂化的局面，也为贝尔以后参与西藏事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后，贝尔策划和参与的西姆拉会议，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条约和划定“麦克马洪线”，以及后来要求达赖喇嘛按照西姆拉会议英藏秘密换文之要求，落实将麦克马洪线以南的领土割与英方，充分暴露了这样的友谊背后是英国企图分裂中国的图谋，而达赖喇嘛是英国战略布局中的一枚重要棋子。
1920年贝尔率领使团入藏，在拉萨停留了长达一年之久，开启了与达赖喇嘛的第二次交集。正如贝尔所说：“伦敦指令简明扼要，要我接受达赖喇嘛的再三邀请，率一个外交使团前往拉萨，向达赖喇嘛转达英国政府的友好问候，并阐明当时的国际形势。”贝尔入藏的目的并非朋友叙旧那么简单。一方面，从英藏历次的交往中似乎有一个不明显的规律：就是英国一直试图保持在西藏同中央政府平起平坐的地位，不管是政治权利，还是商务利益等方面。这在后来的十三世达赖圆寂、十四世达赖坐床典礼、中央政府在藏设立办事处等诸多事件中，英国使团代表均有所表现，即争取相同的利益和权利。从本质上讲，贝尔的目的在于把西藏纳入英国的势力范围，同时使它尽可能成为附属国。另一方面，西姆拉会议后，西藏上层势力一直犹豫——是脱离中央政府，依附英国保护；还是共谋五族共和，成为民国大家庭的一员。达赖喇嘛为此采取了所谓的平衡政策，试图同时发展与英国、中国中央政府的关系，而贝尔进藏正好迎合达赖喇嘛的平衡策略。
贝尔人藏后，十分重视西藏的军警建设，积极鼓动达赖喇嘛扩军。他提出了对寺庙、贵族增加征税的办法，建议“西藏地方武装从5000人扩展到15000人”；为避免作为主要税源的寺庙与僧侣的反对，建议每年征召500人至1000人为宜；从边远地区招募军队，不采取从贵族或寺院的庄园和份地征收地税筹集资金等。在他离开拉萨前，还向达赖喇嘛提出了培养军事人才、训练军队、采矿、制造武器的建议，以增强西藏的军事实力。依照贝尔的设想，想要攫取西藏利益，就必须让西藏依靠英国，而想要在短时间内达到目的便是“武装”西藏对抗中央政府。
贝尔使团离藏后，达赖喇嘛开始着手实施贝尔的这些建议，也就是所谓的“新政”：从1922年至1926年，达赖喇嘛西藏军队从5000人增加到15000人，架设了一条从江孜到拉萨的电报线，培训西藏青年为电报员。在拉萨建造了一座小型水电厂，并在一位锡金警官的帮助下在拉萨成立了一支现代化警察部队，1924年在江孜建立了一所英文学校，招收了几十名贵族子弟。1925年，有4名军官和300多名士兵在江孜接受训练，有1名军官和20名士兵在印度的吉达接受使用山炮的训练等等。“新政”在客观上促进了西藏的现代化，但其本质是英国利益在西藏的产物。随着英国与西藏地方联系的加强，势必助长西藏的离心力，为中央政府与西藏的关系带来更多的不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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