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的高傲又与陶渊明有所不同。对渊明而言，庄子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睨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正可以代表他那怀抱高远而不伤外物的生活态度；灵运则不然，他的诗句“樵隐俱在山，繇来事不同”便说明了其人的阶级意识；其实，这在出身高门的灵运来讲，倒也没有什么值得惊怪的；何况，他自幼骄纵成习，颐指气使惯了下人，所以纵有从者数百，在登山越岭之际，他们都只是供做伐木开径的机器而已，在灵运心目中，莫说引为知己，他们是连作为赏美的伴侣都不配。非仅待奴童义故门生如此，甚至于对一般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人士，谢灵运也不稍予掩饰他的轻蔑。例如他曾当面侮辱事佛精恳的会稽太守孟说：“得道应须慧业。丈人升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后。”其狂傲，可见一斑。
谢灵运本身是一位佛徒。对佛理确实有一番深研工夫。他曾与释慧观、慧严删改前作而成《南本大涅槃经》。其所撰《辨宗论》，能折衷儒释二家之理，成为顿悟的重要文献。他的聪明才识，自与一般泛泛信徒有异。灵运一生中结交的佛教法师颇不少，其中，他对慧远与昙隆这二位高僧最为倾心钦佩。前文已述及慧远，他是东晋第一位高僧。灵运捐钱置莲池之说虽然未必可信，但他对这位大德所表现的尊敬，可以从他曾经应其要求作《庐山佛影铭》，及在慧远死后为他作诔二事看出。昙隆则是一位苦节之僧，当灵运卧病东山时，曾有过与之共饵同卷之谊，他的修行涵养，深深感动了灵运。卒后，灵运也为他虔诚地写了一篇诔。不过，灵运与这两位高僧所交往的时间都很短，且都是止于宗教哲理的讨论而已。灵运虽有慧业，却不是一个可以甘于受某方面限制的人。他乃是一位有狂野之心的人，因而与方外之士虽有交游，却无法达到彼此引为知己的深度。
至于其他文士，如何长瑜、羊璿之、颜延之、范泰，乃至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都先后与灵运有过文章赏会或山泽之游，但灵运仍然是感觉孤独的，因为纵使周遭未尝久缺过亲友侍从，他却没有一个知音。陶渊明叹“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同样的，谢灵运也时常慨叹：“长怀莫与同”“我志谁与亮”“倘有同枝条，此日即千年”。世人皆视他为一个任性而才华超俗的世胄贵族，然而有谁能真正了解他入宋以后的愤懑的心境呢？至于灵运本人，则又孤芳自赏，兀傲有余而目空世人，所谓“匪为众人说，冀与智者论”。环视四周，现实世界里的芸芸众生，岂是他心目中的“智者”“美人”“同枝条”？这就难怪他一再冀望、等待，却屡次失望了。陈胤倩读《石门岩上宿》的末语“妙物莫为赏，芳醑谁与伐？美人竟不来，阳阿徒晞发”而同情感慨道：“东坡所谓‘何地无月？何处无竹柏？特无如吾两人耳。’东坡幸有两人，康乐终身一我，悲哉！悲哉！ ‘阳阿晞发’，傲睨一世！”可谓精评。 “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序语)是谢灵运的名言，而最重要的是得到赏心人，若无赏心之人，何事可乐？良辰美景也是徒然的了。谢诗屡次涉及“赏心”或“心赏”二字，如“我志谁与亮，赏心惟良知”(《游南亭》)、“赏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田南树园激流植援》)、“满目皆古事，心赏贵所高”(《入东道路诗》)、“灵域久韬隐，如与心赏交”(《石室山诗》)，终其一生，灵运得不到一个真正赏心或心赏的人，焉得不感觉孤独呢？本文前段曾指出：有一种孤独感是虽置身众人之间也无法排除的。谢灵运的孤独感便是属于这一种，然则谢诗之所以时常流露深沉的孤独感，也就不足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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