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开始四译馆是希望通过翻译更加直接快捷地掌握别国信息，了解别国先进的科学技术，让使臣更好地完成外事任务，使明朝同外国政府之间的交流更加顺利通畅。对翻译人才的培养、翻译工作的重视都说明，明朝统治者意识到了语言文字在对外交往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除了四译馆作为官办翻译机构专门翻译周边国家的文献、公文以外，明政府还多次指派专人翻译别国精准的历算之法以修改当时的历法，也翻译了一些先进科技的书籍，这其中也包括一些外国人。早在洪武十五年（1382）九月，明太祖就曾“诏翰林李翀、吴伯宗译《回回历书》”。①可见，除了四译馆译字官和习译生以外，明朝中央政府中还有不少懂得外语的人才，如上述的李翀、吴伯宗，此外还有明朝中后期的徐光启、李之藻等。崇祯年间的徐光启在领导历局工作期间，不但热心于西方天文、数学等科技书籍的翻译工作，与利玛窦一起翻译了《几何原本》，还专门从钦天监调来一批官生，在一部书编译完成以后，徐光启便以此为教本，向官生传授，让他们一边学习西学，一边尝试计算一些辅助用表。②
此外，明代统治者还曾命人翻译过佛经、医书等，如明初僧人智光早年曾师从南亚僧桑噶实哩人学习梵文和密法，后奉明太祖之召到南京翻译佛典。14世纪末，阿拉伯人伊本·西那的《医典》被译成中文，名为《回回药方》。作为联系亚洲诸国的纽带，中国翻译的这些书籍又往往会被其他国家转译。
二、翻译活动中汉语的扩散
在明朝统治期间，培养通译人员、翻译彝字番文的活动始终存在，已经发展成一项国家官办事业，四译馆作为政府机构的重要部门更是明代首创的。这不仅使中国人有机会了解和学习更多的少数民族语言和外国语言，对中国和其他国家都十分有益，也促成了汉语在朝鲜等国及西方传教士的翻译活动中获得扩散。
由于“我国家世事中国，言语文字，不可不习。是以殿下肇国之初，特设本院，置禄官及教官，教授生徒，俾习中国言语音训，文字体式，上以尽事大之诚，下以期易俗之效”①。所以，朝鲜李朝开国之初所设“六学”中“译学”排在第四位，可见朝鲜对翻译的重视。1394年设立的司译院就是以译学为中心的机构，同四译馆职能相当②。明代朝鲜的翻译形式主要有吏札翻译和朝鲜谚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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