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唯物主义语言哲学思想研究》：
文化唯物主义学者，对“经济基础一上层建筑”简单决定论，即霍尔所称的“失效隐喻”的批判之后，对20世纪的女权运动、反种族主义、后殖民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身份政治等诸多社会运动所表征话语现象背后的隐喻关系进行分析，提出了他们各具特色建构“文化”与“社会”关系的崭新隐喻，尤其是具有文化实践特质的话语隐喻模式。虽然这些学者之间存在具体研究方式的不同，但是总体上都在于克服经验主义与结构主义的二元分野，借助话语隐喻理论分析语言先验图示和历史经验的关联，从而达至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主义建构的目的诉求，达至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统一。
在对话语结构隐喻链条的分析中，文化唯物主义将隐喻作为认识和感官世界渐进地图，把话语隐喻当做物质条件和社会结构的反映，揭示出一定的文化结构影响着语言系统的运作，语言的运动包括生成、传播、收编和整合，预示着政治动态的重要隐喻关系。文化唯物主义学者从不同视角和维度，指明了由不同文化结构所形成语言意指系统的隐喻链条，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匹配关系。
现代性的号角已经吹向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并来势汹汹地席卷着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使我们每位深处现代性社会的一员都无法逃脱它的存在，其中，最为显著的表现是现代性话语形式的新变化，原先带有明显地域风情和生活特质的话语被这股浪潮冲击得几乎无影无踪，话语的使用不再拥有特定的人群，而成为人们争先恐后引用当下最流行用语的聚集地。但是，在现代性为语境的固定形式的话语传播中，霍加特转向话语多元性的发展，将话语置于栩栩如生的历史语境进行分析，突出“生活特质”话语实践。正如《圣经》永远不可能竣工的语言巴别塔所指的那样，人类的语言充满了无尽的丰富性、差异性、异质性。在现代性社会中，搭建新的话语实践模式成为霍加特文化实践最为倚重的力量。
文化唯物主义认为，在现代性的话语活动中，话语的实践本质、话语总体性的发展，不断地遭受到碎片化、同一化商业用语的覆盖，不确定的他者、外来语成为现代性话语的主要特征，话语的历史语境被忽视，致使总体性的话语特征丧失。为此，霍加特试图回归话语的实践本质，恢复话语使用者的主体地位。他立足于文化实践本身，将新的话语特征作为文化实践的微观缩影或者微观模型，从话语内部深入探讨文学与社会、文本与社会、新媒体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应用话语的实践本质、中介性促进文化实践主体的能动性和文化实践主体之间的交互性，为文化实践的有力施展提供具体的方法和途径。
文化唯物主义以话语实践作为文化解读的方式，对精英主义文化观和相对主义文化观进行的反思与批评，体现出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文化多样性与文化内在规定性、文化主体与文化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正如前面所言，霍加特认为，精英主义特权文化、相对主义同质文化，正是对话语实践本性的遮蔽。霍加特倡导话语的实践本性其目的在于消解孤立、特权的文化，抵制文化的平均化、同质化，强调内在于生活的文化，突出话语实践的建构意义。
第一，文化唯物主义认为，无论是精英主义还是相对主义都试图消解普通话语使用者的主体性。话语是文化构成为意义单位，不同类型的文化观所主张的话语权大相径庭。霍加特深度剖析了阶级与话语权的问题，在他看来，精英主义的文化观将话语权掌控在他们自己手中，以精英话语的特权性和强权性剥夺普通人民的话语权。霍加特将文化的动力机制——话语实践作为批判精英话语权的利器，强调话语的多样性、具体性，深入工人阶级的文化生活，以工人阶级特有的言辞肌质、生活图像、观点态度，为工人阶级争得一定的话语空间。
同时，文化唯物主义反对过于强调边缘主体的话语权。话语使用者的多元化发展，势必对专制文化的消解和文化多样性的促进有着无可厚非的巨大作用。但是，如果过分强调边缘群体的力量，主张文化的绝对平等和片面凸显文化异质性的发展，容易导致极端主义的出现。霍加特主张话语多样性发展，与边缘群体观过于强调文化的异质性有着本质区别，他力图将工人阶级作为文化主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精英人士等其他话语实践者一起构建文化的共同体。
与结构主义的语言学不同，文化唯物主义更加强调话语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结构主义关注语言的生成问题，试图从大量的经验事实中挖掘语言内部的深层结构，强调结构作用和意义。霍加特也强调话语的客观性和内在的规定性，但他将话语的意义和价值形成于经验生活之中，主张只有在属人的世界，话语才有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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