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9世纪欧美汉语官话语法著作研究》：
16世纪末，西欧天主教各教派的传教士纷纷入华，开创了明清中西文化交流的全新局面。这些人或为开始，或为扩大传教事业，都积极地适应中国环境、与中国人展开交流，主动地向中国介绍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涉及天文、地理、物理、化学以及医学等多方面的知识。为此，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努力学习汉语，水平高的甚至能用中文著述。作为汉语学习和研究重要对象的汉语语法，早期的相关著作多由西方来华传教士、在欧学者写成，它们在向欧美传布汉语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作用。17世纪至19世纪欧美汉语语法著作的历史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从17、18世纪的缓慢前行到19世纪的快速发展，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的大约60年时间，随着中外交流的日益频繁、深入，欧美汉语语法著作的出版呈现出“井喷”式的局面，三个世纪所有著作的三分之二都是出现在这个时期。这是以“业余”传教士、外交官、专业学者为汉语语法著作的编写主力军，学界没有充分了解但却很有必要深入研究的一段历史。
要深入研究17-19世纪欧美汉语语法学的历史，除了列举有代表性的著作进行个案研究之外，运用历史的观点把这段时期不同时间段的更多著作放到一起进行比较，便成了《17-19世纪欧美汉语官话语法著作研究》必须着力的重要内容，属于历史比较语言学范畴。我们试图从著作的内容编排、作者和地域分析、参考文献、引例来源以及语法概念阐释等多个层面对它们展开论述。
从17-19世纪西方汉语语法著作发展的历史来看，这些著作的发展并非完全就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各个时期都有一些水平很高的著作，在学术价值、影响力等方面都远远超出许多后来出现的同类著作。这些高水平的著作更多地被模仿和承袭，后期也只有少数著作能在它们的基础上有所超越。它们在整个西方汉语语法著作的发展进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例如马若瑟的《汉语札记》和威妥玛的《语言自迩集》等都是长期影响西方早期汉语语法学史的名著，它们独特的地位和学术价值是多数后人同类语法学著作无法超越的，堪称里程碑式的重要著作。这些优秀的著作极具代表性，它们影响着在其出版之后的西方汉语语法著作的历史。因此，从欧美汉语语法学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关键著作人手研究汉语语法著作的发展历史之后，揭示17-19世纪这些著作之间的承袭与发展，在总体上勾勒这段时期西方汉语语法学史的概貌，便成了结语论述的另外一个主要目的。
西方早期的汉语语法著作是中外两种语言和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同时也是文化接触、碰撞和融合的结果。事实上，这些著作的作者那时就在进行着跨语言、跨文化的实践了。《17-19世纪欧美汉语官话语法著作研究》以对欧美汉语语法著作中话语权力的关系分析，凸显了跨越两种语言和文化的有趣冲突和融合。
对于这段时期的汉语语法著作的地位和作用，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专事中国语言学研究的中国学者往往对它们评价不高，存在普遍的轻视。何群雄把原因归结为三点：政治顾虑、学术偏见、客观条件限制。①而主要进行西方语言学、汉学研究的中外专家却大多给予高评价，其中的一些实在是过誉了。因此，《17-19世纪欧美汉语官话语法著作研究》试图改变这种混乱状况.通过深入比较以及对它们之间承袭关系的探察，进一步地以这些著作为对象，从总体上对它们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进行客观的、中肯的评价。
在这些作用之中，西方早期汉语语法著作对中国近代语言学和汉语语法研究的兴起的巨大启示和促进最值得关注。1898年，马建忠出版《马氏文通》，这是中国学者在中国本土所出的第一部汉语语法书。②王力把这一年作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始之年。《17-19世纪欧美汉语官话语法著作研究》认为，西方早期的汉语语法著作与中国近代开始的汉语语法探索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近代，成就汉语语法著作的第一批中国学者对西方的成果多有借鉴。所有的这些，都值得学界更加真实、更为深入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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