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叶集》：
任何一种艺术风格和艺术现象的产生，都离不开其历史环境。何绍基书法风格的形成，也不是偶然的，是清代碑派书法高度发展的延续。碑派书风在清代的发展，经历了从汉隶到篆书再到楷书、行书的变化轨迹。在碑派行书的发展过程中，则经历了从汉碑行书的探索，到中后期颜真卿行书的流行，再到魏碑行书的开启三个阶段。“碑”和“帖”如何结合？怎样融合得自然而有风格？这是清代书家一直在探索的道路。
清初书法一方面延续着明代帖学一脉，另一方面由于学者对金石学的研究，碑版日益受到人们重视。碑学兴起后，逐渐改变了人们的书法观念，以至形成帖学衰微、碑学兴盛的局面，书法史上的碑帖两脉格局在清初完全形成。明末清初书家在实践中自觉吸收金石碑版的风格，意味着纯正的帖学面貌被打破，碑派书风逐渐形成。
清代早期的王铎作为帖学大家，其书法在重视前人笔法的基础上，尤其重视作品中的“势”。王铎善于将其拓而展大，且不失精微。其结字的欹侧多变和童法的腾掷激荡均因势而生，造成一种风樯阵马的气势。此外，他还善于用墨，浓墨、渴墨的交替运用，是清初“破帖”书风的开始。
如果说王铎书法以“帖”为创作基点展开突破，傅山则游离于“帖”和“碑”之间，进一步向碑学方向发展。傅山继承了晚明以来注重个性抒发，摆脱技巧束缚的时代风尚，大笔浓墨，迅疾飞舞。他对金石碑版有浓厚兴趣，作书常常表现钟鼎铭文和刻石中的生僻、怪异和奇古。最擅草书，气势连绵，用笔缠绕流畅，结字奇逸纵横。这种追求“拙”“丑”的艺术感，和经典的妍媚书风形成鲜明对比，显示了新的书法审美观念的出现，成为清代碑学发展的先导。
八大山人和石涛的书法实践是清初碑学发展的重要标本。八大山人早期学欧阳询、黄庭坚、董其昌。后又学王献之、颜真卿，并从《瘗鹤铭》中得益。其临锺繇、索靖、王羲之之帖与原帖风味迥然不同，变化气质，臆造发挥，神接杨凝式，晚年秃笔中锋的书法结字奇特，章法疏朗，字形和精神有强烈的“塑造”意识。石涛在师碑中快写，形成“碑行”，并以行草法掺入隶书，求得隶意，可视为金农、郑板桥等人在师碑实践中“破帖”的发轫。
在清代前期浓郁的师碑氛围中，以康熙、乾隆时期金农、郑板桥为代表，注重个性发挥，不守成法，对当时的正统帖派产生了强烈的冲击。金农为“扬州八怪”之首，书法尤见新异，有隶书、行草、楷隶、漆书和楷书等多种，多与其师汉碑有关。他的行书，从汉碑中溢出，运用汉碑的体势进行书写，特色鲜明。郑板桥的师碑破帖实践和金农相为互应，他以篆隶之体与行草相夹，既显古朴之趣，又有飘逸欹侧之势，板桥要“出己意”“作破格书”，与金农的认识相一致，突破了人们对刻帖的认识，并以新的审美样式出现，这正是师碑实践后形成的。以石涛、金农等为代表的师碑破帖实践，在康乾时期形成风气，表现出对汉碑的多方面探索，形成了汉碑行书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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