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是一个年轻的城市，也是一座充满活力、富有朝气的城市！
当人们谈论天津文化时，似乎都愿意将“九河下稍”作为天津的象征，毕竟“九河下稍天津卫，三道浮桥两道湾”曾是天津某个特定时期的写照，而这样的文化也很接地气。但从拱卫京城的门户和重要的物资补给要冲及其在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上来看，仅仅用“九河下稍”的市井文化来定义天津，也实在太小看天津了。
天津因漕运而兴。金代迁都燕京后，随着海运、漕运开通，天津从原来三岔河口的小直沽迈开了自己城市发展的步伐，其发展史略不遑多论，但有一点尚需赘述：明永乐二年（1404）筑城建卫，始称天津，历三百余载，直到清代雍正三年（1725）改卫建州、雍正九年（1731）撤州建府为止，天津才真正转型为雄踞一方的地方政府。在短暂而又辉煌的六百余年的城市发展史上，天津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策源地，其机器制造、铁路、造船、纺织、邮电、食品加工、医疗卫生等行业在未来的中国工业发展中都起到了引领作用。天津是近代中国科学、民主思想的摇篮，近代著名的翻译家、教育家严复在此翻译了《天演论》，著名的思想家梁启超在此潜心学术研究、倡导维新变法等，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天津是中国近代教育的源头之一，北洋大学的建成开启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先河，中国近代的第一座电信学校、最早的军医学校、最早的政法学校、最早的警察学校、最早的海军学校也都诞生在这里。依我对天津不很深刻的认识来看。“九河下稍”文化概括不了这些东西！
与天津的城市、天津的人一样.天津方言也可谓多姿多彩！和天津方言结缘，当从我来天津工作时说起。坊间盛传，天津方言是“燕王扫北”时安徽军士方言的延续和发展.源头是李世瑜诸先生“天津方言岛”的学说。联想到明成祖朱棣赐名之说，人们几乎对天津方言出自安徽宿州一带的说法深信不疑.从事天津历史文化研究的学者也多宗是说。据闻，天津市的有些单位和媒体还曾组团去安徽的宿州、固镇一带拍摄过寻根问源的专题片，足见其影响之大。我最初触摸天津方言完全是出于专业方面的兴趣，并未打算讨论天津方言的源流问题，因为我也对李世瑜先生的学说深信不疑。但在续貂之中，我逐渐发现无论是历史文献还是方言面貌都不完全支持李世瑜先生的学说。为此，我于2008年冬专程赴宿州、固镇，与宿州学院的蒋宗霞、唐爱华教授一起进行了田野调查，嗣后合作撰文提出了天津方言源流关系的新观点，认为天津方言以近代通行在这一区域的方言为底层.发展过程中受到了来自今北京、东北、山东等地方言的影响。这一观点与云景魁、汪寿顺等先生的研究有不谋而合之处。在此之后。曾晓渝先生先后撰文提出了自己关于天津方言源流关系的观点，认为天津方言仍是移民方言。但源头是通行于明代的南京官话而非宿州一带的方言。2012年3月，天津语言学会在会长石锋先生的主持下召开了“天津话来源专题报告暨讨论会”，曾晓渝先生与我分别就自己的研究观点进行了报告，与会的石锋、施向东等先生也踊跃发言，氛围热烈、严肃而不失融洽。让我受益良多。记得，在报告结束时我曾表述过对天津方言源流关系研究的态度：希望更多的人关注并参与天津方言源流关系的讨论和研究，并明确表示：我并不认为我的观点就是最终观点，但要说服我需要更多的材料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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