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语类文献生成及文体研究》：
一两汉语类文献的生成方式
大抵而言，一种文献总是基于某种特定目的，并且借助某种方式而生成的，在这一过程中，目的意图往往决定编纂方式，而编纂方式又通常对文体形态施以决定性影响。
就早期文献的生成来看，它们往往经历一个过程，通常不是一次性完成的。《汉书·艺文志》曾指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春秋》《尚书》分别是在记事文献、记言文献的基础上形成的，然而，这些记事文献、记言文献并不都是能够直接构成《春秋》《尚书》文本的，其间常常存在一个编撰的过程。比如《春秋》，孟子指出：“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孟子认为是《春秋》孔子所作，但孔子又是如何制作的呢？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中说：“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司马迁的论述较孟子详细，他指出，孔子先到周王室考察，然后在相关历史文献的基础上经过“约其辞文，去其烦重”的手段编撰《春秋》。王充《论衡·说日篇》说：“不修《春秋》者，未修《春秋》时《鲁史记》曰：‘星霣如雨，不及地尺而复。’……孔子修之曰‘星霣如雨’。”按照王充的这一看法，孔子编撰《春秋》主要立基于鲁《春秋》，也就是说，鲁国的史官已经编纂一部《春秋》，孔子以此文本为基础，经过整理而完成新的《春秋》。联系《汉志》的记载，今本《春秋》的出现至少经历这些阶段：首先是史官的记事文献，这些文献是作为档案存在的；其次，在这些文献之基础上，鲁国史官整理编纂鲁《春秋》；最后，孔子在鲁《春秋》基础上完成今本《春秋》的编撰。《春秋》的这种生成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揭示早期文献的形成特征。据笔者的考察，《国语》最终形成也至少经历了三个过程，即由原初的档案文献到各国之“语”的编纂，再在各国之“语”之基础上形成《国语》。《战国策》也经历类似的过程，刘向《战国策书录》写道：“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中书本号，或日<国策》，或曰《国事》，或日《短长》，或日《事语》，或日《长书》，或日《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皆定。以杀青，书可缮写。”刘向说他利用中书余卷及国别者八篇这些文献编纂了《战国策》，而中书《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及国别者八篇这些文献其实又存在一个形成过程，因此，《战国策》的形成至少也经过三个阶段：由策书文献经由《国策》再到《战国策》。无论是《春秋》还是《国语》《战国策》来说，它们主要还是在记事文献、记言文献范畴下进行的，《左传》则不一样，刘知几在《史通·载言》中说：“古者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职。盖桓、文作霸，纠合同盟，春秋之时，事之大者也，而《尚书》阙纪；秦师败绩，缪公诫誓，《尚书》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录。此则言、事有别，断可知矣。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言事分立的传史方式形成记事文献、记言文献，这些文献侧重于记事或记言，比较而言，它们的编纂程序虽然相对简单，但其文本不太容易被人理解，这特别体现在记事文献上。《春秋》叙事的最大特征在于只呈现事件的结果，而对于过程性则不关心，因此，一般情况下人们很难理解它的事件。《左传》为了解决这个矛盾，运用言事相兼的方式，将记事文献，记言文献有机融合起来，从而形成“事语”这一新型史体。这样，事件的过程性就得以清晰地展现。整体观之，先秦史传文献的生成大体存在两个特征：一是由言事分立到言事相兼的转化，二是经过多次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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