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华，男，1978年生，广西南宁人，壮族，社会学博士，现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社会政策、社会治理、社会发展战略与规划。2008年至今，先后主持和参与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多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项，参与北京市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项，参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委以及广西、青海、广东等省（区）政府委托课题多项。先后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国物价》《中国经贸导刊》《学习时报》《中国经济导报》等期刊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50余篇。

　　现阶段，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是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需要认真加以考虑和解决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秩序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迁。其中，以工具理性化为基本特征的社会秩序理性化成为我国社会秩序的主要发展趋势，其同时也是农民工群体外部秩序的基本特征。与此同时，由于源于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排斥，居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工群体只能被迫将乡村社会中存在的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复制和移植到城市社会之中，进而形成具有明显的感性化特征的内部秩序。由此可见，理性化的外部秩序和感性化的内部秩序构成了农民工市民化所面临的、二元化的社会秩序，而这种“二元秩序”的存在是导致农民工市民化面临诸多困境的深刻原因。《农民工生活秩序与市民化困境》首先从农民工群体理性化的外部秩序和感性化的内部秩序的形成机理人手，分析这一群体在这种“二元秩序”下开展的艰难选择，进而对农民工市民化中面临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随迁子女教育、农民工老龄化等困境进行分析和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农民工生活秩序与市民化困境》：
　　（一）通过理性选择构建理性秩序是人类的不懈追求
　　理性秩序指的是人们在开展理性选择行为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理性特征的社会秩序。理性秩序的形成以人们开展的理性选择行为为基础，同时理性秩序的存在也为理性选择行为的开展提供空间。在人类历史上，实现社会秩序的理性化是许多思想家的理论追求。自近代以来尤其是工业革命之后，指向未来理想和追求道德伦理的价值理性不断让位于指向现实事物和追求功利目标的工具理性，通过理性选择行为的开展构建理性秩序不断成为众多社会理论家的理论追求。
　　（二）霍布斯：理性秩序源于理性思维基础上的理性设计
　　在社会思想史上，秩序问题首先出现在“霍布斯问题”中，而这一问题也是人们首次对理性选择与理性秩序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研究。“霍布斯问题”的基本含义是：人们在合理地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时，如何保持社会秩序，而不至于陷入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中。霍布斯坚持人性恶的假设，他认为如果每个人都只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那么将导致一种大家都不愿接受的非理性的集体结果，即陷入一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同时，霍布斯还认为，由于人性本恶，人们又受到了无休止的权力和欲望的驱使，因此人与人之间达成一致并进行合作的可能性非常小，而自然法可以为人与人之间达成一致提供方便易行的和平条件。然而，自然法归根到底只是一种道德规则，仅仅依靠人们基于道德规则的自律是不可能真正避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的。因此，为了使公共安全得到持久的保障，“只有一条道路——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付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①。由此可以看出，霍布斯认为个人以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理性选择将导致社会的失序或无序，而国家及其代表的社会秩序则可以避免这种后果的出现。在霍布斯看来，理性秩序是人们运用逻辑思维并通过理性能力设计出来的，而不是上帝的旨意和安排，而且建构理性秩序的目标是为了消除个人的理性选择行为所带来的消极后果。
　　（三）亚当·斯密：理性秩序在“经济人”的理性选择中自发生成
　　亚当·斯密首次从经济学的角度对理性选择与理性秩序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研究。他认为，人的理性在于他在各项利益的比较中选择自我的最大利益，以最小的牺牲满足自己的最大需要，而人们对自我利益的理性追求会促进理性秩序的形成，而且理性秩序是利己的“经济人”在交易的过程中形成的。在他看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一种自发秩序，市场体系所具有的自我调节的特征并不是一种设计的产物，而是价格机制的一种自发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只扮演了“守夜人”的角色。由此可以看出，亚当·斯密认为理性秩序是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在开展理性选择行为的过程中自发形成的，政府只发挥了辅助性的作用。
　　（四）新制度经济学：理性秩序源于受到制度和规则制约的理性选择
　　制度经济学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也对理性选择与理性秩序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研究。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的是，新制度经济学强调了制度、文化和社会等因素对人们的选择行为的制约作用，进而指出理性秩序的形成和维系并不是社会个体之间的理性选择行为放任自流的结果，而是受到了人们根据理性原则设计出来的制度和规范的制约。诺斯认为，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们所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的框架。诺斯所说的博弈规则既包括表现为宪法、产权制度和规约制度等的正式规则，也包括表现为规范、习俗和意识形态等的非正式规则。青木昌彦则直接从博弈论的角度对制度进行定义，他指出：“制度是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共有信念的一个自我维持系统。制度的本质是对均衡博弈路径显著和固定特征的一种浓缩性表征。该表征被相关域几乎所有参与人所感知，认为是与他们策略决策相关的。这样制度就是以一种自我实施的方式制约着参与人的策略互动，并反过来又被他们在连续变化的环境下的实际决策不断再产生出来。”①同时，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减少了人们开展理性选择行为时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了交易费用。此外，制度还可以为人们开展合作创造条件，并且可以提供激励机制和促进外部效应内在化。由此可见，新制度经济学强调了制度对人们的理性选择行为的制约作用，从而表明理性秩序是在人们的理性选择行为受到制度制约的前提下形成和维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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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第二节 研究的意义
一、理论意义
二、现实意义
第三节 基本概念与研究方法
一、基本概念
二、研究方法
第四节 研究综述
一、社会学关于行动与秩序之间关系的研究
二、国内关于农民工群体的行动与其生活秩序之间关系的研究

第二章 理性选择、感性选择与二元秩序
第一节 理性选择：人类行为的理想境界
一、理性概念与理性主义
二、理性选择理论的兴起与演化
三、经济社会学视野中的理性选择
四、理性选择理论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第二节 感性选择：人类行为的现实基础
一、感性概念与感性主义
二、社会学视野中的感性意识
三、感性选择理论的提出
第三节 选择行为与秩序
一、理性选择与理性秩序
二、感性选择与感性秩序

第三章 迈向理性化的外部秩序
第一节 社会选择方式的变迁：外部秩序的前提
一、从伦理感性选择到政治理性选择
二、从政治理性选择到经济理性选择
三、从经济理性选择到社会理性选择
第二节 城市社会秩序的理性化与外部秩序的发展趋势
一、从伦理理性化到工具理性化：城市社会秩序的理性化之路
二、当前中国城市社会秩序的理性化
第三节 外部秩序的形成与扩展
一、农民工的理性
二、生存理性选择与外部秩序的初步形成
三、经济理性选择与外部秩序的基本形成
四、社会理性选择与外部秩序的扩展

第四章 回归感性化的内部秩序
第一节 社会排斥与内部秩序的必然性
一、社会排斥：对城市农民工的重新概念化
二、制度排斥与内部秩序的合法性
三、市场排斥与内部秩序的边缘性
四、社会网络排斥与内部秩序的隔离性
第二节 制度冲突下的感性选择：内部秩序的社会行动基础
一、社会转型中的制度冲突
二、制度冲突下的感性选择
……
第五章 二元秩序下的艰难选择
第六章 农民工市民化：内涵、意义与制约因素
第七章 随迁子女教育：农民工市民化的融合困境
第八章 城市适应：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困境
附：农民工老龄化对乡村振兴的机遇与挑战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