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现代性城市与空间文化批评》：
金钱在现代城市生活中代表了人们的诸多普遍观念。首先，金钱带来的城市生活的自由是直观的，这种直观至少体现在形式和现实性方面，也体现在人与人基于物质交换的社会关系上。此外，除了这些直观、具体的自由之外，西美尔在其货币哲学中更加注重金钱带来的精神和心理效应，尤其欧洲现代城市生活中人际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金钱观念影响下的深刻变革。金钱给城市空间和城市群体在观念中带来“统一性”，在趋同的金钱概念中，城市作为现代性空间、城市大众作为商业化群体，两者都体现出了一种范畴和形态上的单一性，即金钱是现代性空间和现代性人群作为同一范畴存在的概念统摄或概念域：“西美尔把货币当作一种符号，用来象征：‘世界完全动态的特征’、‘客体的行为’、‘存在的相对性’、‘人际关系’、处于永远互动中的社会本身。”②西美尔专注于货币研究，他把货币视为一种纯粹的符号，在他看来，货币是社会关系的一种抽象表达。现代城市空间中，正是由于货币作为权利的普遍形式的存在，才使得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城市人群之间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被弱化甚至消除。在拥有货币财富的前提下，城市空间中所有的差异性个体，不管他们的差异是哪方面的，都有可能在金钱的范畴下被集合为一个整体，他们之间在金钱的中介下发生“平等的”社会互动和交流。但这种基于货币的社会交流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模式必然是短暂的。就这种现象而言，货币和商品发挥的效应是完全一致的，货币和商品在城市人群的社会关系中都发挥了一种“幻觉效应”。大卫·弗里斯比（David Frisby，1944-2010）在分析商品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影响时指出：“商品世界的‘幻觉效应’恰恰是一个运转中、变动中的世界，其中的一切静止都是短暂的，一切关系都是转瞬即逝和无关紧要的。”③
西美尔在欧洲现代城市空间研究中，把不断扩张和蔓延的城市化视为一种社会解放的形式，伴随着城市化推进，欧洲社会从各种传统的桎梏中逐渐摆脱。传统社会文化中森严的等级身份限制了人们对独立和自我的主张，而这种限制一直持续到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兴起的前夕，即直到本雅明称为“发达资本主义时代”全面兴起的前夕。这种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社会解放，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城市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阶级依附关系，促进了人们对个体差异性的诉求意识，集体化的生活方式和身份观念开始衰落，追求独立和个性成了新的社会文化潮流，这是欧洲现代城市多元化生活方式开始兴起并逐步繁荣的标志。但是，面对欧洲现代城市空间和城市生活，西美尔并没有把观察的视角和思辨的范围限定在社会解放和进步方面，他在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自由之中看到了社会关系的疏离。资本主义经济的私有化本质使得社会个体之间的关系不断商品化，商品意识形态在现代都市不断向大众发出召唤，对大众的思想意识不断地渗透，把熙攘喧哗的大众变成了匆忙孤独的人群。在欧洲现代城市空间中，商品的景观、飞速的变革、信息和图像的“星丛”，就像不断袭来的电影画面，永不停息地刺激着人们的感官和意识，使生活在现代都市空间的人们在持续而强烈的感官刺激的应激中精神趋于倦怠、麻木。
相对于传统时代，更加自由和民主的社会环境使得单一性生活方式不断地大众化，人的自我意识不断地趋于同质化，现代城市人群在感官和意识上承受着双重疲乏，一种腻烦的精神状态在现代城市人群中滋生并迅速蔓延。①一方面，现代城市个体竭力维护他／她的自我意识和身份；另一方面，他／她却和各种传统纽带割裂联系，被深深地席卷进社会商业化大众和人群，并被禁锢在现代社会的货币经济体制和效应当中，这对于生活在现代城市中的个体尤其是一种无法摆脱的矛盾，这也就是欧洲现代社会个体在“自由的”生活中所面对的现实。西美尔指出，现代城市空间中生活的群体已经无法从心灵中汲取情感去彼此体会和同情，因为，现代城市空间对人们感官和意识的持续强烈冲击使得他们无法把生活的体验上升为稳定而有效的经验。现代人没有像传统时代的社会个体那样稳定而健全的“情感结构”和空间认知，他们也因此无法像传统城市空间中的大众那样成为彼此关联的“有机”人群，现代城市大众在内在关系上发生了断裂，人群中缺乏实际而有效的社会交流。在西美尔看来，现代城市空间和城市生活对人的束缚首先是情感和精神上的束缚，现代人在城市空间中寻找自我心灵解放的努力不断受挫，就像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寻求身体自由的斗争受压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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