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琳达·哈琴的后现代主义诗学研究》：
也许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的策略在哈琴看来都太过绝对。在哈琴这里，与其说是“去中心”不如说是“质疑中心”，而“质疑”的对象也不仅仅是诸如“主体性”“权威性”“普世性”等概念的表面意义。哈琴指出“它质疑一切肯定无疑的事物（历史、主体性、指涉赖以存在的基础以及一切评判标准。谁制定了它们？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出于什么原因？”因此，质疑一切形式的中心观念成为当代理论话语及审美实践的主要立场。后现代主义的“去中心”并非要真正消解“中心”的痕迹。哈琴认为，后现代主义之所以并不否定和取消一统化，是因为边缘、局部等非中心群体的存在是以一统化、权威性等“中心”的存在为前提的。她说：“中心之外的事物：不可避免地与其渴望的中心发生联系，但又被拒之门外。”正如之前谈到的后现代主义首先运行于常规与传统之内，再对其进行质疑与颠覆，后现代主义对待“中心”也是如此。因为只有先在其内部运行，才能深入其中，对“中心”所赖以存在的基础进行质疑与颠覆，这正是后现代主义矛盾性的体现。消解“中心”的权威地位，使其让位于边缘与局部，也正是为了使矛盾的复杂性得到更充分的呈现。但另一方面后现代也避免因边缘与局部的群体受到重视而成为新的“中心”，而同时重视异质性和临时不定性，“受到肯定的异质性并没有以多种固定、独特的主体形式出现，而是被视为被语境化的各种身份在流动。”对于后现代主义来说，一切自由人文主义的特点都将导致文化同质化的后果。究其原因，便是话语权威的普世性。而后现代主义的矛盾性则为多元、异质和临时不定性保留了空间，因而能有效地抵制文化同质化的出现。
哈琴广泛分析了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元小说中以阶级、性别和种族为主题的一部分作品，比如福尔斯的《蛆》《法国中尉的女人》，拉什迪的《午夜的孩子》等。后现代主义小说打破了19世纪小说固有的要么死亡要么结婚的结尾规则，替而代之一种自觉的带有悖谬性质的多元式结局。解构主义倡导以块茎式结构取代现代主义的树状结构，后现代主义小说自觉地运用了这类结构，连小说的意象也呈现出块茎似结构概念，如翁贝托·艾柯的《玫瑰之名》其中的图书馆便呈现为一种“没有中心和边缘的迷宫式意象”。哈琴还对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黑人小说与其后出现的黑人女性小说以及范围更广的后现代女权小说作了全面考察。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黑人小说首先引发了人们对经典、作品分析方法及文化价值等标准的重新思考，也对种族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提出了质疑。随之而来的是女权主义、少数民族、同性恋、原住民和“第三世界”文化对边缘和中心之外的事物以及差异的多元回应。继之，另一种更新的声音出现了，一种在结构和意识形态上更加复杂的叙事形式一一黑人女性作品。如哈琴所说，通过差异性和特殊性来肯定身份是后现代思想中一个固定不变的做法。
对于哈琴所处的英语加拿大批评理论语境来说，加拿大的文学批评已经形成了完全相异于弗莱所代表的结构主义批评模式的势态。哈琴指出：“把他们自己和他们研究的文学置于不仅是文学的而且是历史、社会和文化的语境，挑战被认为是带有文学‘普遍性’的惯例，实则可以证明只代表了某个特定群体的价值一一某个阶级、种族、性别和性别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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