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批评》：
发送者意图是否有诚意很难确定。广告多多少少有虚假，大众也允许广告夸张：只要文本合适，效果就会相似，令人产生购货的念头；上级看部下的调查汇报，大多并不在意是否完全真知，只要说得通就行了，心中如果有疑惑，只要关系不大，也一笑了之。
正因为意图意义常被遮蔽，而且实际上我们只看到文本，所以作者意图与叙述交流关系并非至关重要。诸葛亮哭周瑜，究竟是诚意还是欺骗，对此东吴将士莫衷一是，我们也至今都弄不清他的动机。艾柯说：“不能用来撒谎的东西，也不能用来表达真理，实际上就什么也不能表达。”（Eco，1976，pp.58-59）这个观察是很敏锐的。“真知还原”能使二者效果类似。
反过来，一旦文本不够完美，接受者遇到无法顺势解读的地方，态度就复杂起来。本文第一节再三说过：只要能解释出“真知”价值，接受者不必一律拒绝接受。要理解意义，并不一定需要一个袒露一切的文本，接受者对文本的要求可以打折扣，他可以超越文本的局限，依据合作的惯例达到理解。叙述学讨论的“不可靠叙述”中，文本与意义的关系是扭曲的。接受者需要通过一定的办法“纠正”文本的不可靠。由于现代读者观众“真知还原”能力超强，现代文学影视叙述的文本不可靠是常规，可靠的叙述反而是偶然见到的。
现代叙述艺术以复杂为美，往往拒绝产生合一的声音。当各种主体的不同价值观共存于一个文本时，它们的冲突关系更为突显。其中最容易违反文本意义的，是叙述者这个叙述的关键功能。一旦文本中叙述者的立场价值不符合隐含作者的价值观，就出现了叙述者对于隐含作者不可靠的情况。不可靠的这种机制是叙述学界的共识。普林斯认为：叙述不可靠性出现于“叙述者的准则和行为与隐含作者的准则不一致；他的价值观（品位、判断、道德感）与隐含作者的相异”（Prince，1988，p.101）。费伦说：“如果一个同故事叙述者是‘不可靠的’，那么他关于事件、人、思想、事物或叙事世界里其他事情的讲述就会偏离隐含作者可能提供的讲述。”（赫尔曼，2002，p.40）但是不可靠问题依然引发争论，必须强调说明：所谓不可靠，不是文本内容对读者来说不可靠（例如说谎、作假、吹牛、败德等），不可靠是文本的一种形式特征，是叙述方式的问题。文本形式不可靠，并不是文本内容不可信，相反，接受者可以经由文本的不可靠形式，从中更加真切地得到真知，直白地说：正由于叙述不可靠，才需要“真知还原”；而一旦接受者不得不进行此种挖掘真知的操作，叙述就变得有趣起来。
属于这一型的包括“有意说糊涂”的叙述，这听起来复杂，实际上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例如主人看表，你知道对方不是查看时间，而是一个暗示，因此你不会问对方时间，而是知趣地告辞。文本扭曲不直接传达原意，但接受者的理解能力和抓捕伴随文本真知的能力，跨越了此障碍，虽然用了一点力气，但最后达到的理解更为深刻。这种“反讽传达”是现代叙述艺术之所，以迷人的根源。《我是猫》通过一只猫的视角说故事，《阿甘正传》以一个傻瓜的口吻讲述，《罗杰疑案》让谋杀犯来讲破案经过，都一样能够更有效地让接受者看到真相。
如果接受者拒绝翻越反讽障碍，情愿接受文本表面意义，又会如何？一个绝妙好例是《三国演义》中的名段“空城计”：魏兵攻来，诸葛亮仓促间无兵力守城，只能大开城门不设防。如此守城法太“不可信”，与“诸葛一生唯谨慎”的常态完全相反。诸葛亮意图当然是作伪，无奈之时只能用出乎常理的文本。司马懿明知这个文本是反讽，但是不知底细，拒绝超越文本表面意义，从而中计退兵。这是拒绝“还原”的麻烦，只把文本表面意义当作真知。得到无须还原的真知，当然比较容易、畅快，却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是文学艺术传达的一种重要格局，即“逼真性”（verisimilitude）。普林斯称为“引发一定程度上符合外在于文本的一套‘真知性’标准的文本品质”。虚构叙述文本明显是假的，但是接受者愿意采纳一定的文化程式，可能使明知为假的文本产生让人信以为实的逼真性。至今为某些文论家所津津乐道的栩栩如生的“现实主义”效果，早在王充《论衡》中就被指斥：“好谈论者，增益实事，为美盛之语；用笔墨者，造生空文，为虚妄之传。听者以为真然，说而不舍；览者以为实事，传而不绝。”两千年后，依然如此。马丁认为，“现实主义之所以是最虚假的小说形式恰恰是因为它显得真实，从而掩盖了它是幻觉这一事实”（马丁，2005，p.178）。这不是因为这一届读者观众不如古人，而是文学艺术本来就有此种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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