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文化视阈中的温州创业创新现象》：
前面我们分析了温州东南一隅、山海阻隔的地理环境和边缘化的历史沿革以及这些因素对温州区域文化和温州人谋生创业观念和方式可能产生的影响。但是，正如自然环境的优劣具有相对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时代的发展和人的主体性一样，自然环境对人的作用也具有相对性。同样的自然环境，有的时候会对有的人的发展起促进作用，而有的情况下对有的人的发展却起阻碍作用。这不同的作用首先体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譬如温州的山海地理，在以往（尤其是古代）中国的交通、信息条件以及政治、文化分布格局下，对温州的创业和发展是不利因素，事实上它也确实成为温州对外联系交往的障碍。可是当交通工具发达、道路条件得到改善以后，山水就会成为难得的旅游和休闲养生资源，海洋则化身为巨大的宝藏和对外交往、贸易的重要窗口。其次体现在不同个体（族群）的能力和意志力上。如有的个体（族群）能迅速从这种不利影响中摆脱出来，去适应环境，找到自己的“觅食方式”；而有的个体（族群）却只会怨天尤人，长期受其困扰，无法走出恶劣环境的阴影，也就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显然，温州人群体属于前一种。最后，环境对不同个体（族群）的作用程度也是不一样的，面对不利环境和重重困难，没有经过长期的生存考验和缺乏谋生经验的人，在付出巨大的身心折磨而只能获取微不足道的收益时，坚持下去就十分困难；而对于已经习惯于这种艰难环境的人来说，他们长期与之抗争，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业和生活方式，令环境这个判决者也无可奈何。
所以，“贫穷的孩子早当家”这句话，讲的就是负面环境的正面效应，即不利环境促使人的生存意识的自觉和积极投身谋生实践。但是，仅是不利环境和生存压力还不足以促成创业创新意识的觉醒，纯粹的生理需求至多也只是迫使个体为填饱肚子而采取一些自发的谋生行为。为什么有的地方、有的人愿意安于贫穷，甚至宁可去行乞或偷盗——也是谋生行为，也不愿动脑筋花力气去通过创业改变自己的命运？懒或无能不是原因，而是结果。导致主体蒙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创业文化启蒙的缺失。而温州具有区域性特点的务实创变文化正是温州人生存意志和文化启蒙相互作用下的主体自觉的产物。更具体地说，是从生存自觉走向文化自觉，又以文化自觉激励创业意志。
一耕读文明和功利文化的启蒙
温州之所以能一开始就站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大潮的前沿，成为我国商品经济和市场化进程早期创业富民的典范——或者说温州人特别想创业，也特别能创业，除了前面分析过的自然条件和边缘处境的逼迫之外，创业文化的先觉和启蒙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首先是功利观念的启蒙。温州人讲实利、求实效的观念早在宋朝时期就已自觉为哲学思想体系。如前所述，永嘉学派反对空谈“心性”和“义理”，理直气壮地提出“义”“利”并举。这种事功哲学思想并不是停留在书本和学术层面的书斋文化，而是来自民间，又深深地植根于民间，成为一种民俗民风。温州民间的一句俗语“劳动力兑伙食”，直白浅显，但却反映了这样一种朴素的劳动文化思想，即我应该用劳动来谋生，而我付出了劳动，也就应该得到相应的报酬。所以，以劳动换取的“利”是心安理得的。为了实现更多的“利”，永嘉学派主张“农商皆本”，反对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呼吁“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助商贾，流通货币”。因此，经商也是劳动，经商致富也是属于“以劳动力兑伙食”。进而也就可以推导出工商经营中的雇佣关系、私有制乃至资本的“剥削”也是合理的。
其次，传统的耕读文明对温州人的创业思想也有深刻的影响。说起田园耕读的生活，让人首先会想到东晋的陶渊明等士子退隐山林回归自然的一种生活方式。但温州人的耕读观念似乎与三国时期诸葛亮的隆中耕读更为契合。前者是出世隐居，后者是为人世等待。温州人的功利思想决定了其耕读的目的绝不只是为了修身养性。饱读经书不是奢望成圣，也非修道成仙。“耕”不过是为“读”提供基本的物质保障，而“读”为的就是获取功名，成就一番功业。有功名功业，“利禄”自然也就可以实现——对于“功名利禄”，温州人并不讳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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