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迪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项目首席专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主持人，广东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名师，广东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广东高校思政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概论”课分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任全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理事、广东省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广东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广东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等学术职务。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政治教育、乡村社会发展研究，出版专著5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近百篇，多篇文章为《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刊物转载，2015年、2017年连续两届获得广东省人民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中国历来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地带，战乱、兵匪的祸害也高频出现，由此引发的饥荒给民众特别是乡村民众生命维持带来了极大威胁，灾荒救济特别是乡村灾荒救济是中国传统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是中央朝廷和地方政府日常行政管理的基本任务。但由于种种原因，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乡村救济工作并未达到应有的成效，没有阻止大规模人口非正常死亡。新中国成立，一个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权产生，古老的乡村救济工作出现了全新的理念、政策和行动，产生了与旧中国完全不同的救济成效。在同样的灾害规模下，非正常人口死亡的数量大幅度下降。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救济理念发生了深刻变化，以人民生命保障为根本目的，在继承传统乡村救济经验的基础上，对乡村救济的思路原则、政策措施和行动路径全面创新，形成了符合历史发展特征的乡村救济模式：以恢复生产为救济的根本手段、以集体自救为救济的主要路径、以党政领导为救济的组织方式、以社会改造为救济的协同推进。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乡村救济是一项综合性的社会变迁过程，产生了巨大成效，在有限的资源投入条件下，实现乡村救济效果化，不仅在中国社会救济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人类社会救济史上成功的案例。《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乡村救济理论与实践研究》在全面掌握和分析文献的基础上，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救济理论与实践过程进行了系统梳理，对其中的规律和特征进行了深刻挖掘和提炼，对丰富的经验和启示进行了全面总结与概括，对一些教训也进行了客观表达与呈现。研究结论对当下乡村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乡村救济理论与实践研究》：
　　生命存在的最重要前提就是食物，所以在救济中，粮食供应就成为最重要的救济手段和方式，粮食也就必然成为乡村救济中的需要量最大而且是最为紧迫的资源。在古代农业生产力较为低下，生产剩余不多，王公贵族和地主豪绅大量屯积和浪费粮食的社会制度下，国家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能够用于乡村救济的粮食资源是比较稀缺的，用正常的公共财政特别是地方财政所积累的粮食根本无法应对乡村救济的最低需要。
　　备荒粮食仓储体系。最早的粮食仓储体系可以追溯到商朝时期，设立国家级的粮食储备仓库“南廪”“西廪”，廪就是粮仓的意思，可以说是国家灾荒粮食救济基金。周朝时期，粮食仓储实践行动有所发展，特别是仓储的计划性和规范性有所提升。设立专门管理粮食储备的机构和官员，称之为“遗人”。从字面上说，就是管理工作当年消费遗留剩余下来的粮食的意思，粮食仓储行动当时称之为“委积”，也就是遗留积累的意思，将消费之后的粮食收集积累起来，用在饥荒之时救济之处的专门机构。从中央朝廷到各级地方官府，都设有“委积”之类的机构。不同的“委积”具有不同的职能，其运作模式也有所区别。“帮之委积，以待施惠；乡里之委积，以恤民之艰阨；门关之委积，以养老孤；郊里之委积，以待宾客；野鄙之委积，以待羁旅；县都之委积，以待凶荒。”①从文献可以看出，除了少数委积用于接待和奖励之外，大部分委积都是以社会救济为基本前提的，无论是养老抚幼、扶残助弱还是救灾赈荒，都是社会救济的内容。委积的数量规模大致是由廪人负责确定，根据每年的收成情况和消费情况，在基本满足当年粮食消费前提下，尽最大努力筹集更多的粮食进入“委积”，以备救济之用。“以岁之上下数邦用，以知否足，以诏谷用，以治年之凶丰。”①廪人下面还设有具体管理粮食仓库的“仓人”，其主要职责更加具体，“掌粟入之藏。辨九谷之物，以待邦用。若谷不足，则止余法用；有余，则藏之，以待凶而颁之。”②粮食储备的标准，在周朝时期也是较为周密考虑的，那就是尽量在平常之年，节约和累积更多的粮食，以保证灾荒之时，有足够的粮食资源应对。当然这里也有国家对民间粮食甚至掠夺的动机在内，有的标准和要求是比较高的。如在《礼记·王制》提出，一个国家最好积累九年的粮食来应对灾害和饥荒。显然，在当时农业生产力条件下，达到这一目标是很困难的。“国无九年之蓄日不足，无六年之蓄日急，无三年之蓄日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然后天子食，日举以乐。”这种“逢三余一”的设想和规定当然是一种理想状态，但在当时生产条件和储存技术，能否真正实行，还是存在很多障碍的。不管怎样，这反映了中国历史上，很早就高度重视对救济物资粮食的筹集了，对后来历代王朝和政权救济物资的筹集和储备产生了积极影响。
　　粮食是由土地生产的，粮食只是土地的结果，那么，可以逆推，有了土地，也就有了粮食。经过长时间的演变和发展，中国古代的粮食储备体系部分转换成了土地储备体系，也就是国家或者各级政府，保留一定数量的良田，出租给农户耕种，地租部分就可以作为救济粮食来储备，这比从农户或者地主手中收取粮食的交易和道德成本更低一些。在小农地租经济模式下，这种粮食筹集的模式与社会生产方式是完全一致的，因而也就可以较好地实施。因为全国大部分土地都是以地主将其出租给农民耕种而经营的，那么国家和地方政权作为地方的身份将土地出租，就没有什么制度上和交易上的障碍了。正因为如此，土地储备就成为国家政权和地方政府筹集和储备救济粮食的重要手段和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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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章 中国乡村救济的历史变迁
第一节 中国传统乡村救济对象的产生原因
第二节 中国传统乡村救济的理念与思路
第三节 中国传统乡村救济的制度政策与实践行动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救济的基本形势与主要矛盾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救济对象的产生及其原因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救济对象的结构与特征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救济的矛盾与困难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救济的理论基础与思想渊源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救济的理论基础
第二节 中国传统文化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救济的思想渊源
第三节 根据地时期的经验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救济的实践基础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救济与经济建设的结合
第一节 乡村救济与经济恢复总体行动的结合
第二节 乡村救济与经济发展长远规划的结合
第三节 乡村救济与城乡经济体制分类建构的结合

第五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救济与社会改造的统一
第一节 乡村救济与土地改革的统一
第二节 乡村救济与社会保障体系重建的统一
第三节 乡村救济与基层政权建设的统一
第四节 乡村救济与乡村阶级关系调整的统一

第六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救济与文化重构的协同
第一节 乡村救济与改造乡村个体精神状态的协同
第二节 乡村救济与改造乡村社会文化结构的协同
第三节 乡村救济与改造乡村社会符号象征的协同

第七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救济的成效与意义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救济的经济成效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救济的社会意义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救济的经验与启示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