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与风险放大：风险传播的关键议题》：
三 转基因风险传播的悖论与出路
风险是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近年来又集中反映在人们对食物所导致的健康风险的担忧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了生产出足够多的食品维持基本温饱和提高健康水平，科学开始倡导密集化和产业化的食物生产。一个世纪之后，人们关心的主要问题由食物供应短缺以及营养不足的风险，逐渐转变为由食物引起的健康风险。其中有关转基因食品的争议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人们对饮食与退化性疾病之间关联的担忧。在发达的信息社会，人们依赖媒体了解健康风险，媒体在风险的议程设置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近发生在复旦校园的一场关于转基因的争论使转基因生物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事件。这场争论既是媒体与科学界在风险认知方面差异的具体呈现，也是风险传播如何在科学发展和社会公正之间进行权衡的典型案例。
（一）转基因风险中的媒体与科学界
当下，我们正在见证一个迅速变化、经济重构和全球化的时代，特别是移动新媒体的急剧扩张以及显著的文化分裂，导致了风险问题的政治化、积极消费者的出现，以及“伦理恐慌”的新倾向。媒体的风险表达和“伦理恐慌”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有关风险的争论也往往是和科学界和官方认为影响很小的风险，在媒体和公众眼里却出现“过度反应”的情形相联系的。媒体通过生产出风险的净量效应（对有争议的技术和环境项目大量报道）、过滤效应（对风险的戏剧化处理以迎合受众）、混合效应（对消息中信息呈现的顺序进行更改）、立体声效应（多渠道多方式传播）等吸引大量关注，对人们的风险认知产生多重影响。
在转基因生物领域，媒体从多种来源中提取他们对于转基因风险的解释，虽然这些来源主要是科学界，但其仍然表现出“反技术”的偏向。而这种风险表达与当下社会心理、体制现状和文化特征发生碰撞后，可能的后果将是媒体会给人们造成有制造和灌输焦虑企图的印象。研究者们相信，如果放大转基因风险契合了某种现存的公众情绪，那么媒体将趋向于放大风险。
在媒体和人际网络中广为展开的关于转基因生物的争论表明，食品消费既是一种经济活动，同时也是一种政治活动。其目的不仅仅是希望使市场内的选择最大化（比如清楚地标明含转基因成分的食品），而且越来越趋于通过引发舆论对“反转”活动的关注，使生产和销售条件在伦理或安全意义上均不可接受的食品抵制活动，成为环境抗争运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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