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直声 百年尽瘁：梁簌溟乡村建设运动研究》：
邹平县境北狭南广，气候温和，雨量适中，光照充足，无霜期长，南部多山，地质低洼，土质多黑土，尤其第六区孙镇一带土质微沙，土质适合种棉。从1932年初春开始，研究院每年都进行脱字美棉的种植栽培和品种对比试验，主要进行单本试验、株行试验、二行试验、五行试验，以作研究示范，并供训练部学生实习研究，选出好品种，以供大范围推广。1932年，研究院在霍家坡乡农学校讨论修订了《梁邹美棉合作社简章》，成立“梁邹美棉运销合作总社”。总社成立后，各村合作社一律为其分社。总社主要负责收购、贷款、评级、打包、销售、分配及选种等事务，即先由总社划定收花区域，收购各村分社子花或花衣，将所收籽棉去籽打包，将加工包装好的棉花统一运往济南等地，投入市场，销售后再按值发钱。分社则在村学和教育的基础上由公选出的社长和干事负责管理全社播种、轧花、收存、运送等事务，具体指导社员播种和种植。除此之外，合作社以实现经济生活的社会化为目的，期望以此建立“共营、共享、共有的社会资本及经济制度”，规定合作社盈余除提付年息6厘股金以外，20%为公积金，10%为职员酬劳，70%按社员运销额退还。他们还采取把合作经营所得财产逐步积累的方法，逐步提高公积金比率，增加集体财产。
1932年，邹平全县棉花合作分社还只有15个，总人数仅219人，面积共计44.47公顷，棉种数量仅4788斤；而到1935年邹平全县所有能种植棉花的乡村基本上都改种了纯种托里斯美棉，种棉户一亩地棉花收入是种粮的两到三倍。短短四年年无论棉田还是棉种都出现了极大增加。仅1935年3月底，就先后售出棉种36万余斤，当时就有报道称赞“梁邹美棉合作社，用合作方法，改善棉产品质，两年以来，成绩大著”②。1936年全国所有的产棉大县种植面积都有较大增加，山东省更是力拔头筹，种植面积较之去年增加了238%。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邹平农村经济的重心，仍以传统的棉花生产为主，进而发展成为种植加工配套一条龙生产，在全国颇享盛名。
1934年，由于合作分社的增多和业务的进一步扩大，原有的总社体制已不适应新的发展需要，所以在研究院的指导下，调整原有体制，赋予各村分社一定独立性，改称其为美棉运销合作社，其联合机关改称“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联合会”。具体业务上也有所改变，主要业务收缩集中在运销加工等。联合会还制定了《村社办理收花过秤须知》《村社办理轧花须知》等条例，分发各村社，以确保棉花质量。同时为了宣传种植美棉和指导合作社的工作，发展合作事业，联合会还出版了不定期刊物《社讯》和《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联合会工作报告》，分发各村随时报告美棉合作社的情况。“在组织上，棉花合作社也最接近梁漱溟的理想。”①教育是推广的主要手段。强调基层组织，村一级不断举行会议以提高水平并对社员就合作社的管理和组织作进一步的训练。比起其他合作社来说，棉花合作社更是围绕着村学进行活动的。
但是鉴于种子有限，技术人员不足，且种棉户发展过快导致粮食种植锐减，全县人民吃粮紧张，研究院对种棉农户资格和面积做了一些限制。客观来说，正是这些限制，同时也暴露出梁漱溟所领导的乡村建设的先天不足，揭示出其乡村建设最终失败的内在原因。首先，由于种棉户发展过快，导致全县吃粮紧张，因而合作社规定，土地必须优先种足够的粮食，剩下的才可种棉，否则不借种子，不予贷款，这无疑限制了土地少农民种棉的机会，而将种棉收益全部赋予富农，导致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出现了富农控制合作社的趋势。有的农户千方百计种棉花，政府不给他优良种子就用退化种子，不给他肥料贷款就自己借贷买肥料，这样收花时就出现退化棉种和优良棉种混杂的问题，影响了棉花质量，激化了阶级矛盾。其次，由于合作社数目的增加，干部的素质参差不齐，监督指导作用也日益下降，争权夺利现象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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