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一切不朽的古典著作一样，《内经》全面总结了秦汉以前的中医学成就，标志着中医由单纯积累经验的阶段，发展到系统的理论说明阶段，为中国医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依据。自这部著作问世后，它就成为医道之渊薮，医家之圭臬，在中国医学史上一直享有崇高的地位。虽然寒暑交替已经历了两千多载，但《内经》阐述的医学基本原理，至今仍是中医各科的理论基础和创新的源泉，指导、规范着一代又一代医药学家的临床实践和思维。中医学确实有其独特的发展轨迹。在我们这个辽阔的国度里，无论走到哪里，不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通邑大都抑或穷乡僻壤，司医药者都使用同一种术语，信奉这一共同的理论。《内经》是中医学的不祓之祖，这个结论不必引证历代医家对《内经》所作的无法再高的评价，也无须统计历代注解、发挥《内经》的医著数量，只要翻一下今天各级中医基础教材的任何一本，便昭然若揭。尤其令人惊叹的是，用《内经》的理论和方法指导治疗，在很多方面能够达到现代西方医学难以达到、无法解释的医疗效果。如对某些疾病的奇效，使不少西方学者瞠目。一部两千多年前的医学著作，竟然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力，在科学史上确属罕见。这是历史的肯定。
谁重视经典，谁下苦功夫研读并不断地践行经典，在继承经典上创新，谁就能将中医发扬光大，由经典历练出来的诊治疑难病的经验，才能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纵观中国医学史，不读懂经典，不“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是不可能成医学大家的；不会用经方，就不能治大病、难病。张仲景熟谙经典而成为上救君亲下救贫贱之厄的医圣。历代中医大师的辉煌成就和学术观点，无不受到《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的深刻启迪。这就是当代中医泰斗邓铁涛教授提倡的“读经典，做临床”培养“铁杆中医”之道理所在；这就是国家要花巨资培养“传统的高层次中医临床研修人才”之道理所在；这就是现代派博士中医要提倡师古而不泥古、活用经方攻顽症之道理所在；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云南省中医学会要搞“经典大温课”学术活动，今天全国再提“重经典，用经方，早临床，多临床”之道理所在。现在一部分西医处理上比较棘手的病症，之所以中医不敢和西医竞争，缘于真正会用经典理论和经方辨治疾病的高手太少了，缘于真正明白《伤寒杂病论》精髓的中医太少了，懂得并善用经典理论指导辨证，圆通活法运用经方的中医太少了。而按照西医的思路使用中药的中医却大有人在。炎症，有的中医师便认定是“热”“火”，而大上清热解毒类方药；动脉硬化，有的中医便附和是“瘀血”，赶紧开一堆活血化瘀类方药；高血压，有的中医便不假思索地认定是“肝阳上亢”、立马用上平肝潜阳类方药等，不一而足。如此这般不讲“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特点，不以个体脏腑阴阳整体平衡来辨证、立法、遣方、用药，而简单地套用西医某些理论来开中药及中成药，看似简单、容易、快捷，但实是思维上的懒惰，理论上的弱化和盲从，严重脱离了、矮化了中医独特而严谨的理论和思辨体系，疗效大打折扣。
以经典理论为指导，源自临床和经典中经方的深悟。独步医林，独领医界风骚，凡在临床各科有建树的名老中医，最具有总结几十年针对各病症用药的丰富经验，更有甚者以善用某药而疗病效若桴鼓。著名中医学家吴佩衡因擅用附子，精研四逆温阳之辈，结合云南地域特点，重用附子，推重阳气，崇尚经方，后人称他为“吴附子”，饮誉全国。现代名医李可老先生，参透玄机，道在江湖，“用药让人胆战心惊，疗效让人目瞪口呆”打破常规，有时可重用附子200g，可谓步“吴附子”之后尘者。南通之朱良春老先生善用虫蚁之药，数量及配伍妙不可言，常用之于重患疗效出奇，是善用心者之榜样。北京学者焦树德教授更以善用藤类药物治痹证之顽症声名远播，络石藤、海风藤、忍冬藤、石楠藤、鸡血藤等的加减化裁，经方用之到了出神人化的地步。自古而今，凡诊疗疑难病症有宏富经验者，必有自己总结的独特之用药经验，更有因用药配伍精、准、验而以药饮誉病患之中和杏林之中。
3.知常达变，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中医学术历来重视发挥灵活性，讲求知常达变。达变能力的高低常是衡量医生临床水准的重要指标，然“知常达变”之功非一日修炼可成，不仅要有扎实的理论根基，具备一定的临床阅历，更要有悟性。所以，学习中医要在“悟”字上下功夫！
中医临床是中医学赖以生存的生命线。尽管有人说：西医能说清楚道理，治不好病也是科学；中医不能说清楚道理，治好了病也是不科学。对此科学与不科学之说，在此暂姑且不论。但一代伟人邓小平曾说过：“发展才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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