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精，英国伦敦大学图书馆系哲学博士，台湾云林科技大学汉学资料整理研究所退休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以基督教传教士为主的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专著有《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2018）、《林则徐看见的世界：〈澳门新闻纸〉的原文与译文》（2016）、《铸以代刻：传教士与中文印刷变局》（2014）、《基督教与新加坡华人1819—1846》（2010）、《上帝的人马：十九世纪在华传教士的作为》（2006）、《中国，开门！——马礼逊及相关人物研究》（2005）、《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2000）、《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1985）、《近代藏书三十家》（1983）等。

近代西方医学来华已有两百多年。本书以*个百年(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相关的人与事为论述对象，并利用*手史料，如来华西医及学习西医的中国人的书信、档案和报告作为论述的主要基础，其中不乏前人论述未及、不尽正确，甚或有误的内容。

本书含十篇文章，大致按照内容或人物年代先后排序，主要是基督教传教医生的活动。关注中国人对西方医学的反应，记载十九世纪学习西医的中国人，如中国*位留学英国的医学博士黄宽、上海*位中国人西医黄春甫，以及一些学徒出身的中国西医的生平行止，讨论他们习医的经过、学成后的生涯，和面临的文化适应等各种难题；同时，留意中国人对西方医学的态度与行为，试图从施与受双方互动的视角，观照西医来华过程中人与事交织而成的各种现象与意涵。

五、 医学教育的局限与梦想
虽然黄春甫相当受到上海中西人士的尊重，却不能讳言他学习西医的过程有些问题，从而导致他在医学成就上的局限。首先是早在1860年时，韩雅各在主持仁济医院第一年的年度报告中，除了盛赞黄春甫各方面的表现非常令人满意，对他有如下的评论：
若非黄春甫缺乏解剖实务，他会是一名好外科医生，却由于中国人愚昧的偏见，他从未见识过尸体的内部，虽然我［韩雅各］曾经就着解剖图片教他，但那是不够的；他可以在我的指导下熟练地进行小手术，却恐惧自行操刀，即使已特别指点他在何处及如何下刀也没有用。
韩雅各明白指出黄春甫的严重缺陷，在于他没有基础性的解剖人体经验，也由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而害怕操刀。
解剖是中西医学有别的重要关键。自1851年合信出版《全体新论》一书，解剖学的知识逐渐在华传播，一些有识之士也重视此道，但是真要他们操刀进行解剖却是另一回事，黄春甫就是如此。韩雅各在仁济医院1860年年报中说，黄春甫对于《全体新论》在内的合信各种医书都已揣摩纯熟，体会良多，却仍无意甚至恐惧解剖。黄春甫这种态度无疑正是当时中国人普遍的态度。合信在1858年的仁济医院年报中指出，中国的法律与公众意见是彻底禁止解剖的。晚至1890年出使英法意（义）比四国大臣薛福成仍认为：“中国之良医，亦能知人之窍穴脉络而百无一失，然不必亲验诸死人，亦未尝为此惨酷之事也。忍哉西人也！”甚至更晚的1904年张之洞等人奏定学堂章程中的“大学堂章程”，在医科大学的科目表不列解剖学，其理由是：“中国风俗礼教不同，不能相强，但以模型解剖之可也。”薛福成和张之洞都不是守旧顽固之辈，但是他们直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仍然不能接受解剖人体。如此则早在1850年代、1860年代黄春甫欠缺解剖经验是可以理解的。他身处西医在华的过渡初期，即使经历雒颉和引介解剖学来华的合信两人教导，也难以悖离法律和传统风俗礼教的强大制约力量。只是，此种欠缺事实造成黄春甫医学上的成就有所局限，以致遇到严重的病例时，还得有赖主持仁济医院的西医出面治疗。
黄春甫习医的第二个问题是英文。到十九世纪中叶为止，西医在华传播的困难之一，是教学双方如何使用彼此了解而且一致的用语。韩雅各在1864年的仁济医院年报中表示，中国的西医教育必须和印度一样以英文为媒介，当时仁济医院中的华人助手如果教以英文，必能成为杰出的内外科医生。但是韩雅各说自己没有时间教他们英文，特别是“其中一人在医院已超过十年，又有大量实务经验，却缺乏科学知识，一个人没有这些就不可能成为可靠或成功的医生”。韩雅各指的是黄春甫不懂英文，以致无法学习科学的医学知识，其成就也会有限。
类似韩雅各的说法也出自最感谢黄春甫的庄斯敦之口。在1874年的捐助人年会中，庄斯敦谈论教育华人助手的困难，认为助手连寻常病症都不容易诊断正确，只有黄春甫是例外，但也不是万无一失的，而这还是他长期向多位西医努力学习才有的结果。庄斯敦认为一个不易克服的困难就是英文，只有送华人到欧洲受教才可望培育出优秀的中国医生。
其实，黄春甫少年时初到上海本是为了学习英文，有可能误以为传教士办的学校应该会学英文，结果进了伦敦会的寄宿学校，却根本没有英文课。传教士不教英文的本意，是担心学生读了英文很容易受到其他收入较好行业的吸引，有失寄宿学校培养基督徒与传教助手的目的，结果对于进入仁济医院的黄春甫而言，英文不好却意外地成为他学医的不利因素。
黄春甫最先师从的雒颉与合信都是来华已久的传教医生，有相当程度的中国语文能力，合信更致力于医学名词中文化，师徒双方以中文沟通应当不难。韩雅各却是新来的传教医生，自己才学中文；而庄斯敦虽在上海多年，却以西人为开业对象，直到接掌仁济医院两年后才开始学中文，因此这两人都主张在中国必须以英文才能教和学医学。他们也都在称赞、推崇黄春甫的工作能力与服务态度的同时，又批评英文的不足影响了他在医学上的成就。
黄春甫长期在英国人经营的仁济医院服务，日常与西人医生共事往来，又处在便于阅读西学刊物的上海，他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在解剖和英文两方面的局限，也应当有不少检讨省思的机会，结果酝酿出自己对于中国西医教育的一套理念，准备公诸于世并设法推动。
1887年3月、4月间，黄春甫设宴款待祝贺他喜获麟儿的宾客。众人论及仁济医院的经营，他也即席发表由仁济医院推行西医教育的计划。在座的《申报》主笔听后撰成《论医院宜筹经久扩充之法》评论一文，虽然未必能完整表达黄春甫的理念，多少可以看出他大略的构想。此计划的目的主要着眼于使仁济的华人医生后继有人，同时也培育中国所需的西医人才。其实施内容则包含教育学习与考试任用两部分：在教育学习方面，每年由仁济医院招收学生十人，学习期限七年，聘请外国人西医高手一名驻馆专责教学，不管看诊。学生每日学习西医以外，又有中医一名授课，学生就其兴趣与资质，“可西则西，可中则中”，“合同而化”。在考试任用方面，西医学习期满由官府考试，合格者也由官府发给执照，可咨送各兵船担任“官医”。中医学习期满，考试合格也由官府给照后自行执业。黄春甫又表示，此事中国人若不及早筹划，必有外国人代为举办，“以中国人所应办、所可办、所能办之事，而让之外国人，讵不大可惜乎”？ 
由于追记黄春甫这项计划的《申报》主笔在文中说，黄春甫表示其计划“蓄之已久”，因此内容应该不只上述而已。但主笔自己“无问其详，愿闻其略”，而且是事后追记成文，因此内容颇为粗略。例如文中并没有涉及解剖和英文两者，以致无从知道黄春甫在其教育计划中，是如何看待及解决自己以往经历的这两个难题。
黄春甫这项计划准备由仁济医院实行，所以他就请身为医院董事的慕维廉在1888年的捐助人年会中提出。其实从1870年以来，捐助人年会已经屡次讨论过类似的教育计划，却总是因为经费和学生的英文条件等难题而无结果。这次是由中国人提出，事前黄春甫还先向招商局的三名执事募得600银两作为建造教室的费用。慕维廉也曾表明自己设在医院隔壁的学堂有许多读英文的中国学生可供挑选，却仍然没有获得通过，而关于此事的新闻报导也未叙明是什么理由。1890年，慕维廉又提议一次，还是没有下文。到了1894年，黄春甫进行最后一次努力，他在医院年会前特地先告诉庄斯敦，自己已逾花甲之年，因此医院需要后继有人，他可以获得中国商人支持四至五名学生的费用，甚至已有一位华商承诺负担一年所需600至700银两经费的大部分，所以经费不是问题。庄斯敦在这年的捐助人年会中转达了黄春甫的意思，并建议推派代表成立委员会进行此事，而年会也的确成立了包含慕维廉在内的三人委员会，准备协助主持医院的梅乐士（W. J. Milles）选拔学生等事，结果又无下文。
黄春甫尽了最大努力希望促成的医学教育计划受阻，他的失望程度可知。但是，在经费和学生都有相当把握的情况下，梅乐士仍无意接受黄春甫再三的建议，确实令人费解。但就在同一年（1894）的年会中，梅乐士报告说除了黄春甫以外，仁济医院还有另两名华人助手，分别在馆十四五年及四五年，但他肯定地说：“两人都不够格成为黄春甫的继任者。”但是，两年后（1896）黄春甫公开表达辞意，梅乐士即在年会中提议任命其中一人继任黄春甫并获得通过；又经过一年（1897），梅乐士宣布黄春甫辞职的消息，也报告了第二位华人助手的任命，表示此人在华北有些工作经验，在仁济医院则有两年，“将足以执行黄春甫的工作”。到此事情豁然明朗，原来是梅乐士自己无意于耗时费事的中国学生医学教育，宁可方便地任命立即可用的成材。其实也不能都责怪梅乐士，仁济医院毕竟是医院而非医学院，当时也只有梅乐士一名西人医生，病人数量又多，1897年单是门诊病人已接近76,000人之多，虽然梅乐士只看其中的重症病人，也不可能还要他兼负教学工作。若如黄春甫的计划另聘一人专任教学，涉及的管理与协调问题可能很复杂，更何况黄春甫还想加上中医教学！
中医教学是黄春甫医学教育计划中非常引人瞩目的部分，聘有中医授课，学生依兴趣与资质可西可中，以期中西医“合同而化”；而学习中医的学生考试合格后，也由官府给照执业。前者是要从医学教育上做到中西的会通，后者则是中医前所未有的教育与考照配套制度。尽管他的计划中谈论这些都只是原则性的构想，并没有具体的实施办法，但是早在1887年时已具有这些观念，可说相当得风气之先。可惜却没有机会实现，因此后人在他过世后称他：“常慨中国医学失坠，间有习西医者，又偏废中医义理。拟设一医学堂，冶中西之术于一炉，蓄此志二十余年，阻不得行，引为大憾。” 
其实，黄春甫有中西合一之志不只二十余年，而是从早年就已对中医感到兴趣并有所涉猎。在1863年的仁济医院年报中，韩雅各对黄春甫的评述内已经提到，他具备一些中医的知识。这应该就是他的教育计划内中西会通的构想渊源所自。再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西医在华声势日上，国人对于中医也有存废或变通等各种主张。其中倡议中西医学合一的李平书先后发起成立“医务总会”“医学研究所”等团体，黄春甫也加入并且担任会董或协理职务。当时主张中西医学合一者几乎都是中医，他若不是唯一也必然是极少数西医出身者。即使黄春甫加入这些团体时已经年逾七旬，参与活动的程度也有待考察，但至少他的加入和担任职务已经显示，在他的医学生涯中，是一直抱持着尝试中西医会通合一的理念的。

结　语
黄春甫是西医来华的过渡性人物。作为上海的第一位华人西医，学徒式的医学教育和中国传统反对解剖的观念，造成他在西医基础训练的不足，英文知识的局限也让他难以进修医学新知。但是黄春甫却以长期热忱的工作态度，奉献于医治病人和种痘防疫，赢得上海华人与西人的共同尊重，再加上他积极参与社会慈善活动，在上海地方具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
黄春甫的医学活动经历整个十九世纪的下半叶，在这期间，西医在华有长足的发展，从令人惊奇与疑虑兼而有之的外来新鲜事，变成许多人接受的生活一部分，其发展甚至威胁到了中医的存在；而中国西医人才的培育，原本医院学徒式的训练也被专门的学校教育取代。在这样演变的潮流当中，黄春甫却一心想要推动由西医院兼办中西合一的医学教育，这显然是过于理想化的企图，最终也没有成果。
（摘自第6篇“上海第一位中国人西医黄春甫”）

自序
1 英国东印度公司与西医来华
绪言
一、东印度公司来华医生
二、传入与接种牛痘
三、筹建船员医院
四、设立华人眼科医院
结语

2 医药与传教——伯驾与新加坡华人
绪言
一、伯驾到新加坡的缘由
二、伯驾的医药活动
三、伯驾的传教活动
四、后续医药活动
结语

3 仁济医院的创办人雒颉
绪言
一、来华背景、原因与经过
二、战争中的医疗工作
三、创立与经营仁济医院
四、回英与再度东来
五、创立北京施医院
六、返英后的生活
结语

4 合信《全体新论》的出版与初期传播
绪言
一、合信的生平
二、编印《全体新论》的背景与构想
三、《全体新论》的出版
四、《全体新论》的传播
结语

5 黄宽的西医生涯与中西文化夹缝
绪言
一、爱丁堡的医学生
二、成为传教医生的波折
三、香港与广州行医
结语

6 上海位中国人西医黄春甫
绪言
一、学习与准备
二、“医院的核心与典型
三、热心慈善活动
四、社会地位与影响力
五、医学教育的局限与梦想
结语

7 梅威令与台湾最早的西医教育
绪言
一、梅威令的生平
二、开办西医教育的原因
三、最初三年做法与结果
四、重新开始与教学情况
五、香港与上海的初试
六、上海的复试
七、寻求李鸿章支持
八、争议、批评与结束
结语

8 广州女传教医生赖马西与明心书院
绪言
一、来华的背景
二、博济医院位女医生
三、宁当一般传教士
四、明心书院的开办与经营
结语

9 笪达文与仁济医院
绪言
一、早年的经历
二、接掌仁济的原因与经过
三、性格与作风
四、任内的重要建设
五、仁济医院重建的问题
结语

10 学习西医的中国学徒
绪言
一、关韬等人
二、陈亚宗、陈亚本与何景文等人
三、白瑜与李绍祖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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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缩写表
参考书目